影响力：赢得国际关注
　　自1990年吴文光拍摄《流浪北京》至今，中国大陆的独立纪录片已经逐步发展出十分自觉的语言、实现了对中国历史记忆的挖掘与复活，并持续进行着对当下现实的忠实、细致呈现和多方向的、颇有深度的思考。

　　观察近年来的发展变化，参考一些旧有和新出现的因素，笔者倾向于将这些纪录片创作、观赏和讨论称之为“独立记录运动”。称之为“运动”是基于这几点：
1、一批纪录片作品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奖项，形成作者个人的，也是华语电影的文化影响力。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大陆纪录片在国际上获得的绝大多数奖项是由独立导演创作的。
2、创作者人多面广，许多著名剧情片导演也参与其中(贾樟柯等)，当然也有许多著名导演就是在独立纪录片运动中成为著名导演的。
3、国内独立观赏、讨论和电影节的活跃。中国大陆的独立纪录片已经形成了一个十分引人注目、具有国内外影响力的文化运动。
4、与官方制作体系、CCTV纪录片美学的距离越来越大。

　　最早参加国际纪录片交流的是吴文光，他的《流浪北京》于1990年参加日本山形纪录片电影节、柏林和夏威夷电影节，1993年他的《1966，我的红卫兵时代》获得1993年日本山形国际电影节小川绅介奖。1997年，段锦川的《八廓南街16号》获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举办的真实电影节大奖“真实电影奖”。这是国际较重要的纪录片奖项给与一部中国由体制内电视台和独立身份导演合作完成的作品。本片的态度比较老实，追求忠实、完整地记录，作品有力、具有质感而丰富地展示了中国的现实。

　　1997年以后，更多独立制作的中国独立纪录片得到大陆和世界电影节以及研究者的承认和关注。这一过程延续至今，或许我们可以用2003年王兵的《铁西区》在法国马赛纪录片电影节获得最佳纪录片作为出现新的纪录片语言和“忠实呈现现实”形态的标志。《铁西区》还获得2003年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最佳纪录片、2005年第二届墨西哥城国际现代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

　　此外，笔者注意到的纪录片作者和获奖作品还有：黄文海导演的《喧哗的尘土》2005年获马赛国际电影节国际纪录片竞赛单元“乔治·波格尔”奖、他的《梦游》于2006年获28届法国真实电影节评委会大奖；2006年，周浩的《高三》获第三十届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人道奖纪录片奖。2007年，赵亮的《罪与罚》获得西班牙国际电影节银奖、第十届捷克“就一个世界”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并在法国南特三大洲国际电影节上荣获最高奖“金气球奖”。赵亮具有一个优秀纪录片工作者的独特才能：用各种有效的方法接近被拍摄对象，与被拍摄人或者群体建立无间的关系。他的现有作品大多是关注人与体制的关系，《告别圆明园》、《罪与罚》都是如此。他的作品对当下中国人的一种权利匮乏状态感兴趣。2007年，冯艳的《秉爱》获得日本山形电影节亚洲新浪潮单元的小川绅介奖。这部影片还在2008年西班牙的Punto De Vista国际纪录片电影节获得大奖。2008年赵大勇的《废城》、于广义的《小李子》获得第五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评委会大奖。

　　在一些艺术家的资助下，大陆也经常举办独立纪录片的民间展映和评奖活动，由朱日坤担任策划、由著名美术评论家栗宪庭先生发动一些大陆艺术家资助的中国纪录片展映在北京郊区自由艺术家聚集居住的宋庄已经连续举办了五届。

生存困境：难有经济回报
　　虽然独立纪录片与独立故事片一样赢得了世界和中国的注意，但独立纪录片的经济运行却是短路的，处于一种几乎没有回报的境遇。这种经济上的困窘和尴尬与其作品和作者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的艺术成功和话语影响力形成巨大反差。

　　周浩介绍自己拍摄《厚街》时投入了6、7万块钱。但是笔者没有得到他有经济收入的信息，他在就《厚街》接受采访时表示：“纪录片不是个平民的活，衣食无忧之后才能做这种奢侈的事。”拍摄《我不要你管》的胡庶也坦诚此片的钱都是自己投入的。我个人跟独立纪录片和独立剧情片导演这两个群体接触得到的印象是：与拍摄或者拍摄过独立剧情片的导演娄烨、贾樟柯、王小帅、李扬、王超相比较，独立纪录片的导演作为群体显然在经济上要困窘许多。前者一般居住在北京三环边的太阳园、锦秋之春这一类较高级别的住宅小区，而独立纪录片导演的聚集地是通县和宋庄一带，住几百元价位的出租房。

　　同样是达到凸显个人精神力量和赢取个人话语的地位的效果，这些独立纪录片作者却选择了在经济上如此“亏本”的方法，这是值得研究的。在笔者看来，这种经济上的无法循环和窘迫恰恰说明作者的现实主义冲动、说明中国大陆有许多作者在内心具有强烈的忠实记录现实、在纪录中思考当下生存境遇和保留、复活中国历史记忆的冲动。笔者希望稍加强调的是，这种记录、思考、复活记忆都不是在一个单向宣传和灌输的系统中，而是在一个具有了初步的、萌芽的公民社会中的交往模式中来实现对话并在这样的公民社会视角中被考察的。但这种无法循环的经济模式使我们对独立纪录片的持续性发展难以预测，也使他们的作品是否真的在一个“公共”领域内被交流和讨论产生了一些模糊和疑问。

与电视纪录片渐行渐远
　　独立纪录片与体制内的电视纪录片(或者被称之为专题片)存在着对话关系。20世纪80年代的“新时期”，中央电视台制作了《丝绸之路》、《话说长江》、《话说运河》等一批鸿篇巨制的人文纪录片，习惯了新闻纪录片宣传说教的严肃调子的观众在这些浓墨重彩的大手笔中看到了对历史的深沉思考和对现实改革的肯定。同时这些专题片具有一种抒情化的风格，观众被沉浸在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民族自豪感当中。在20世纪的90年代初期，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制作者也竭力创作或支持忠实记录的纪录片，这在建立纪录片栏目、组织怀斯曼来华开研讨会、与独立作者合作等动作中得到体现。有研究者认为“栏目化的发展为纪录片在体制内赢得合法的存在，使纪录片前所未有地贴近与关注最基层人民的生活状态，为纪录片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最广大的群众基础”。段锦川的《八廓南街16号》就是由中央电视台投资制作的。

　　到了90年代末期，这种合作在机制上和美学上基本告一段落。“生活空间”等栏目也转向宣传性风格，民间说法是“焦点访谈没焦点，东方之子无百姓”。

　　笔者同意这样的分析：“‘纪录片’在中国的语境下是作为‘专题片’的对立面而出现的，这个词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历史语境中是以反叛旧有的习惯方式获得意义的，它使得对纪录片的追求开始于一种共识，因为有一个共同参照的对象，共识便在另一个意义上结成同盟，反叛以共同的方式出现，‘运动’得以形成。”

　　正是在跟以CCTV为代表的纪录电视片典型形态的专题片相比较和竞争中，独立纪录片才获得自己的话语空间，找到了题材表现和现实关注的热点。正是由于大陆的电视新闻和CCTV的专题片在表现历史和当下现实中出现的空缺和剪裁，独立纪录片才获得了题材。一些作品是在与体制内纪录片相竞争和对话中得到一种风格对比和话语力量，构成自己在美学形态和纪录片语言等方面的重要意义的。

专题片与独立纪录片的差异
　　专题片在几个方面形成与独立纪录片显然的差异。

　　第一、由于它代表国家话语，它的记者是有权力的人，这使得其制作者与拍摄对象形成一种特殊的、在笔者眼中很奇怪的关系。中央电视台的导演蒋樾感觉到：“电视台的人高高在上……我带了一个技术员是中央电视台的人，他一直在我耳边唠叨的是：你应该找当地的政府，你应该找当地的头，他们就会给你派车，他们就会请你吃饭。”

　　第二、美学上专题片延续了新闻宣传喉舌论，在艺术方法上受到“现实主义”指导，强调要按照主流的观点来认识和表现“本质的真实”、“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这在哲学上是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演绎出现实世界的思路，在艺术形态上是从吉加·维尔托夫的“电影真理报”延续发展而来的实用主义的宣传性纪录片美学。与之相比较，中国的独立纪录片一般都在手法上尊重和呈现直观现实，在理念认识上不讳言是作者的眼光和态度。

　　第三、在具体制作上，专题片一般要先交脚本。因为它要表现的是一个有定论的现实。

　　第四、专题片的现实观和处理现实的理念并不仅仅在一个具体作品中体现，它还体现在作为集合的所有作品中。相对于中国当下社会和历史，它呈现的现实在整体上是有所限定和剪裁的。中央电视台的导演陈晓卿也表示出对题材切割的一种自觉：“从表现手段来说，它应该是进行时态，这才是纪录片的魅力所在。目前大陆或者在中央电视台，是逆着纪录片本性而做的，是反过来的。我们不能做弱势、个性的一面，不能找非政府的一面。”由于这个媒体所表现的现实在整体上是被剪裁、被限制的，那这些被切割的残缺碎片就无法组成一个完整的现实。因此，这种被切割的作品也具有一种功能，它们给同一个媒体中那些有完全真实的局部(在某一个片子、某一种题材的表现)和极度认真、极度忠实态度的作品定位，使这些认真的作者和作品变性为虚假的。此外，我们还要强调的是：一种现实呈现如果是在一个没有讨论、没有其它的视角与其比较、辩驳，不是处在一个对话的语境中，那它在上下文中就会成为一种抒情体系的一部分，成为一首史诗性合唱的一部分。

　　第五、由于CCTV的权威地位，由于这些专题片的讨论交流是被阻断的，不可批评的，使得它不能在公共领域中获得合法性的。纪录片的现实感、现实呈现形态是可知的、有标准可言的，而对于其中人的生存境遇的真实，现实社会关系的真实与否则要依靠各种艺术文本的比较、对话，依靠评说，依靠与真实生活中的记录等多方对比才能确认，这种多方的抵触、对话就是哈贝马斯理想中的“交往理性”。在哈贝马斯看来，判断、理念的合法性不是由哪个集团和个人占据的媒体最有力决定，也不是取决于哪个人说的话最“真实”，而是取决于是否在一个具有交往模式的公共性领域中得到讨论和交流。

 

　　目前，中国大陆的独立纪录片运动还不是十分兴盛、由于经济等方面的限制，活动的空间还比较狭窄。中国独立纪录片运动中，我们可以进行分析的题目还很多，例如纪录片作品是如何尝试挽救和复活人民记忆的？纪录片是否可能忠实地呈现现实的？它与“真实”的社会关系和人的内心情感、心理和人类学意义上的真实是什么关系？这一刚刚兴起的理性觉醒和呈现、观察中国社会的运动还等待着我们理性分析和考察。
（本文发表时有删节，小标题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