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金档案
　　哈金，本名金雪飞，1956年生于中国辽宁省。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服役5年。1982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英语系，1984年获山东大学英美文学硕士学位。1985年赴美留学，并于1992年获布兰戴斯大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波士顿大学。

　　哈金用英语写作。著有三本诗集；另外有三本短篇小说集：《光天化日》、《好兵》和《新郎》；五部长篇小说：《池塘》、《等待》、《战废品》、《疯狂》、《自由生活》。短篇小说集《好兵》获得1997年“美国笔会/海明威奖”。他的长篇小说《等待》获得了1999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和2000年“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

　　2007年，哈金推出了长篇新作《自由生活》。这本书是哈金第一次将作品的故事背景搬离中国，直视美国。全书长达三十三万字，描写一个家庭不得不离开故国，寻求新的国度接受的故事。

为那些愿意付出代价的人写的颂歌
南都周刊：《自由生活》是您第一部把目光转向美国经验的小说，它是否标志着您的兴趣将从中国经验转向美国经验？
哈金：这不一定。我还会写中国的题材，但今后主要写移民的经验。

南都周刊：《自由生活》的最初构想是怎样的？
哈金：1992年我见到一本一位香港移民自己出版的旧体诗集。该人开了一个小餐馆，利用业余时间写诗。我很感动，觉得这是一个好题材。但直到2000年才动笔，写得很艰难，因为在技巧上跟过去的写法不一样了。

南都周刊：《自由生活》在美国的发行量和反响如何？
哈金：反响还好。不知道发行量多大。这种事我从来不问。

南都周刊：您把这本书献给太太和儿子，他们对您这本书的写作有着怎样的影响或关系？
哈金：书中有些细节他们很熟悉。写作过程中他们经常给我鼓励。

南都周刊：用英语写作有没有给您带来某些意想不到的惊喜之处？您从何处学习英文，又如何保持住您特有的英文特色？
哈金：没有什么惊喜，只知道只有用英语才能保持作品的完整。至于英文的特色，基本原则是尽量创造性地使用英语。

南都周刊：在《自由生活》中，武男最终意识到，“自由的生活”有着高昂的代价。在追寻所谓“美国梦”的旅途上恰恰没有自由。真正的自由是失败的自由——或者拒绝失败的自由。这个结论与您的美国经验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哈金：那并不是我的结论。美国有自由，有很多的自由，但新移民得为自由付出代价。我这本书是为那些愿意付出代价的人写的颂歌。

 

用英语写作是我的个人悲剧
南都周刊：您是1956年出生，1985年前往美国的。当时大陆正是朦胧诗和先锋文学盛行的时期，您有没有受到过这两股潮流的影响？
哈金：我没有受过先锋小说的影响，我当时写诗。朦胧诗我知道，但当时没有发表过东西，也没写过那样的诗。我那时已经是研究生了，搞的是英美文学，和先锋小说就完全没关系了。其实，在美国文学里，现代派不是文学的主流。我上研究生的时候是美国老师教课，现代派学得并不多，就是学学福克纳、海明威而已。我自己写作上是不考虑这些的，当时只是从批评家的角度学习这些。
 

南都周刊：至少目前看来，您的书在大陆还是有争议的。我知道您的著作很多，但在大陆能见到的很少。
哈金：争议其实往往只是误解。国内就出了一本《等待》，《等待》是我的第六本书，《等待》后面我又出了四本书。除了《等待》，别的书都不能出，读者就不知道你到底写了什么。因为看不到，他们就只能听别人怎么说，很难有客观意义上的衡量。
 

南都周刊：您在意这种误解吗？
哈金：误解不误解并不很重要，这都是正常的，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读法。但底线是，起码大伙儿都能看到你的书。

南都周刊：您是怎么看待华裔美国作家这个称呼的？
哈金：我在中国生长了29年，最好的时光是在中国度过的。(叹气)不可能把这一块儿完全消掉。那不等于自杀吗？所以我比较适应华裔美国作家这个称呼。但是很多美国的华人不喜欢这个，尤其在美国土生土长的，觉得为什么要在前面加一个“华裔”？

南都周刊：您用英语写作，那么写作时的思维是用英语思维吗？
哈金：主要是用英语。但像《自由生活》里的人物，很多都是中国人，他们是用汉语说话的，所以我就要把他们的话变一变。汉语也是我英语的一部分。

南都周刊：您在美国生活、写作了这么多年，现在中国对您来说是一个什么概念？
哈金：我在中国生长了29年，我作为成人基本的sensibility(体验)和能力都是在中国塑造的，这是没法改变的。我对中国的感觉和你对中国的感觉肯定不一样，因为中国离我很遥远，而且中国属于我的过去，我不可能让整个中国都扎根于我的记忆，因为那个太沉重了。我只能把它当作我曾经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中，有的是对我将来和现在非常有益的，这个必须要保住，没有意义的那些，该轻装的就要轻装，要不过去就会变成一座山，人就要被压垮了。生活是个旅程，你得往前走。但你要把过去完全切断，那几乎是一种自杀的行为。中国对我来说，是源泉，从那儿来的，这个是无法切断的，想切断也没法切断。对中国，肯定是有感情的，否则也不会每天都读新闻，关注中国的很多事情。但如果说，中国就在我身边，就在我心中，那又太简单化了，不是那么简单的。

南都周刊：您说的轻装的部分是指什么？
哈金：一个人不可能把过去的所有的东西都背在肩上。比如说，一些人有辉煌的过去，他的整个的参照系统，都是这个高级干部啊，那个重要人物啊，这些都要去掉。在新的环境里要有新的判断系统，甚至有些价值标准也要重新修改。要不你就会生活在过去，没法面对将来，这样人很容易就疯了。

南都周刊：您从1985年出国后就再没回过大陆？
哈金：对。不过我没回去都是偶然的原因。比如，我曾经跟大陆的学校联系过，每年回来教半年书，但是学校没有回音。后来我在网上看见他们对这件事的讨论，可见他们是收到了我的申请，可能学校自己做不了主吧。2005年我跟上海文艺出版社签过一个合同，说好了2005年年底出我一个系列的书，但是这个系列的第一本《光天化日》就没有通过审核。我想在我的书还不能通过审核的情况下，回去可能还不是很适应。当然，这都是很偶然的。现在是因为别的事情缠在身上，没法回去，不是故意摆一个姿态不回去。

南都周刊：父母对您的写作有没有影响？
哈金：没有什么影响，我父亲是军人，做政治工作的。我母亲是一个很小的干部，他们都不写东西。

南都周刊：您在写作之前也做过很多工作，是吗？
哈金：对。我当过兵，以后又在佳木斯铁路分局做工3年。后来就上学了。到美国以后也做了很多工作，几乎什么都做过。那时候读人文科学的待遇不高，学费、生活费都要自己出。现在不同，现在读人文科学的待遇好多了。

南都周刊：在您的经历里，哪一段对您创作的影响最大？
哈金：我做过各式各样的工，比如说清理工，还有看门的。我觉得当兵对我来说很重要，那是纪律性的，做什么事情都有一个规律，守时，到点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能懒散。

南都周刊：您现在也是每天都坚持写一些？
哈金：对，每天都写，就算只写一点，只有几分钟，也坚持每天写一点。

南都周刊：您的妻子也是您的书的翻译者？
哈金：我的第一本书《ocean of words》(《好兵》)是我们俩合译的。这本书很难译，有大量的第一人称叙述，又是有关部队的、战士的事，很多不同的语义，不好译，最后我们就自己译了。

南都周刊：在您最难的时候，是妻子一直鼓励您写作？
哈金：她一直鼓励我写作。她觉得我这辈子只能干两件事，一是写作，二是教书，别的什么都干不好(笑)。

南都周刊：她是在您还没写作的时候就这么认为吗？
哈金：对，她很早就这么想。

南都周刊：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早年在国内有没有创作实践？
哈金：在国内的时候也写，但没有发表过。在国外开始的时候也不是很认真，因为我一开始是准备拿了学位回国的。1989年觉得回不去了，过了一年，就开始写小说。真正严肃起来是1993年，爱默尔大学聘用我教诗歌写作，那等于就是我的职业了。从那个时候起才开始真正投入了写作。

南都周刊：您用英语写作，并且获得了很高的成就，您对自己目前的生活、成就满意吗？
哈金：谈不上成就，对生活我倒还满意。这个东西(用英语写作)实际上就是个悲剧。纳博科夫说，用英语写作是他个人的悲剧。当时我不理解，现在我很理解了。我从来不鼓励别人用非第一语言写作，一定要用第一语言写作，因为用第二、第三语言写作很辛苦，也无法真正发挥你的能力。

南都周刊：您是如何下决心使用英语写作的？
哈金：我考虑了一年才下决心用英语写作。当时不知道自己能走多远，也不知道能不能写成熟，很可能是死路一条。但我是学美国文学的，知道美国文学里有这样一个传统，像康拉德、纳博科夫，都是非母语作家成了主要的作家。路已经在那儿了，我不是非得做什么原创性的东西，就看你有没有那个能力、有没有那个勇气、有没有那个幸运。当时我考虑了一年，觉得第一，确定性不是人存在的方式；第二，觉得自己能够接受失败，有这个心理准备。考虑了一年就用英语写作了。

南都周刊：这需要很多勇气，尤其是在生活还没有保障的时候。
哈金：契诃夫早期写过很多很多短篇小说，都是为了赚钱，给报纸投稿，用稿费来买饭、买面包。后来有一个老批评家看了他的小说，给他写信，说你要珍惜你的天才，不要写这些小东西，要写严肃文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食物，如果你食物很少的话，那你就饿自己，我们都是从饥饿开始的。我当时看了这个话很感动，但是我又意识到在美国你是不会挨饿的。就算我失败了，也不会挨饿。在美国，只要你不吸毒，身体健康，能干点活，基本的温饱生活是有保障的。我就是在这个失败了也不会挨饿的前提下开始写的。

 

我处在文学的中间地带
南都周刊：您曾提出过一个“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概念，认为中国文化中缺少“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概念。没有宏大的意识，就不会有宏大的作品。这个观点是在什么情境下提出的？
哈金：很多人认为这个是我自己在做的事情，其实跟我的写作没有关系。是这么一个情况，有一个文学社团叫“五大道”，他们搞一个“五大道”文学奖，是鼓励用汉语写作的。他们请了一些作家来做评委，小说评委有余华、严歌苓，还有我。但是他们俩当时都在中国，没法来，只有我参加了。他们就让我在颁奖仪式上说几句话。我当时也没有讲稿，就说了一说：美国小说为什么很繁荣？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伟大小说的神秘概念。美国作家有这种向往，要写出伟大的小说，这样才有可能写出来。他们听完之后，要我一定把这个观点写出来，说这个对汉语写作的人意义非常大，对国内作家的意义非常大。我回去就写出来了，但写出来呢，有些地方我也没仔细想。我当时就是想把这个观念扔出去，以为就会有很多人出来呼应，说出他们自己对伟大小说的定义。但是没有人来重新下定义，他们以为我这个定义是什么重要定义，都来说我的定义好或是不好。比如王安忆说，对写小说来说，伟大这个概念太沉重了。第二年四月份，我们到法国参加一个文学节，当时有一大批印度作家在讨论伟大的印度小说。这不仅是他们的问题，而且是他们关心的一个大话题。王安忆可能回去之后才意识到这一点：我这不是在给文学增加负担，给国内作家施加压力，我这么说是因为国际上的作家都在考虑这个问题。

南都周刊：您心目中期待的理想情景是什么样的？
哈金：最为健康的情形是这样，每个年轻的作家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定义，但是大家有共同的意识。一定要有一种伟大的信念、伟大的目标。这也就是为什么印度小说、美国小说繁荣的一个主要的动机。并不是说，我下这么个定义，就是这么个定义，我下定义不是为了把大伙儿都限制住了。下定义是为别人把它打破了。

南都周刊：在阐述“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概念时，您说搞文学创作，不应该以同时代的同行作为赶超目标，要时时以文学大师们为参照。在国内很多备受推崇的作家，比如卡尔维诺、杜拉斯、博尔赫斯、米兰·昆德拉，您认为他们都不是伟大的作家。
哈金：是的。他们都写出过很优秀的作品，但他们没有很伟大的作品。尤其是博尔赫斯，大家不要忘了他是个瞎子，他自己说过写作不能超过15页，否则就会觉得太累了。但小说是一项艰苦的劳动，不能投机取巧。这种态度迎合了某些人所谓的“灵气”，而小说是需要真正下死功夫的。像马尔克斯，你可以不喜欢他，但他有标志性的大部头作品。相反那些作家可能很时髦，可能是很优秀的作家，但他们并没有伟大的作品。这些作家你可以学，但不能作为一个最高的标准。

南都周刊：您如何看待“诺贝尔情结”？
哈金：我觉得没必要看那么重，不就是一个奖吗？作家写到一定程度，自己心里有数，半斤八两，自己知道。尤其是很多伟大的作品已经在那里摆着，你究竟伟大不伟大心里知道。作品写到那个分上，就算没有奖，也会有长久的生命力。作家最关心的应该是如何把下一本书写好，这是最难的。至于诺贝尔奖，那像中彩票似的。

南都周刊：在很多场合里，您都把大陆、港台、海外的中国作家放在一个系统里考察。
哈金：对，这就是为什么“伟大的中国小说”这个提法触动了很多人。那些各种各样的主席、各种各样的官员，他们并不是因为文学作品而建立了他们的位置。如果以文学的标准看的话，很多人其实无足轻重。作家不写出好的作品，还算什么作家？作家像运动员一样，不跑、不打球，那他是干什么的？既然写作，就要有职业的标准，职业的标准就是写出最好的作品。

南都周刊：您如何看待大陆的作协体制？
哈金：这是一个不健康的状态。另外，还要考虑一个合理不合理的问题。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为什么有的人就可以用纳税人的钱过他自己愿意过的生活？人首先要自食其力，这样才能做到精神上的独立，才能写出精神独立的作品。

南都周刊：您认为在大陆、港台、海外作家当中，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哈金：我和别人不一样，因为我在用英语写作。我处在一个文学的中间地带。当你的作品写得足够好，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都觉得你的融入对他们来说有价值、有意义，能扩大文化的疆域。在这个意义上，你才是一个有意义的作家。

南都周刊：最后，请问您的下一部作品是什么？
哈金：下一部作品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写的是中国移民在纽约法拉圣唐人街的故事。
 (郑廷鑫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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