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编辑/林斌　 　　

 

南都周刊记者彭晓芸

 

　　5月12日，一场大难改变了中国人正常的生活进程，许多人的脚步停下了，为灾区的每一点一滴最新情况而牵肠挂肚，许多人手头的工作放下了，奔赴灾区当一名救灾的志愿者，许多人心头的仇恨摒弃了，在法庭上握手言和。还有一群人，是除了救灾的人员之外，最为忙碌的群体，那就是无数奔涌而至抢着第一时间报道灾区最新情况，费尽心思寻找发生在灾区的每一个或感人或悲戚或愤慨的故事的新闻记者们。

　　5月，从12日这一刻起，成为了举国同悲的日子；而新闻，这一刻，也只有一切与地震相关的才算得上新闻了，人们的视线、心灵都被受难的同胞深深牵动着。

　　在国内的新闻门户网站上，5月12日至19日的一周新闻点击量排行中，位于网页上可见的新闻事件中，清一色全部是有关地震的消息，第二周，即5月20日至27日，仍有90%的新闻与地震相关。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分析认为，重大突发新闻发生的时候，公众的视线会聚焦、会转移，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在地震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内，其它的新闻会让位于重大灾难，这就像一个人的身体，一旦神经系统受损，全身俱损，身体机能遭到破坏，自然不能如常地生活工作了，必须要停滞下来修理好这遭到破坏的“身体”，才能恢复往日的生活节奏。

　　喻国明同时认为，当灾区的救灾工作进入常规状态之后，公众的视线会再次转移，从而回到他们在震前所关注的焦点或和他们自身生活密切相关的新闻事件上。
 

　　是的，生活并不会因为灾难而真正停滞，就在5月12日那天，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08年5月20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也是这一天，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8.5%，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创下自1996年7月以来近12年次高水平。

　　在这一天，股民卓应渠正在考虑手头的股票是否抛出；在这一天，小苒苒的妈妈正在焦急地等待医院排查，她发现了苒苒的手和脚起了疱疹；在这一天，袁爱平仍在悲伤与无奈中追查着丈夫死亡的原因，她的丈夫就是阜阳市颍泉区豪华办公楼“白宫”举报人李国福，李于3月13日在安徽省第一监狱医院内蹊跷死亡；在这一天，北京一名火车司机王铁山接受某周刊采访时表示，胶济铁路事故的发生是早晚的事情，只是没想到“会这么严重”……

　　还有一些新闻当事人在这一天安稳地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周老虎”周正龙这会正在家里盘算着如何进军娱乐圈，还打算让儿子扮演《正龙拍虎》；针对108名政协委员签名反对在山东济宁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济宁市市长张振川在3月份曾表示，允许有争论，但是标志城肯定要建，5月份，恰好是张市长抓紧时机让项目赶快上马的好机会。

　　至于发生于50年前的5月份的那场发动了“大跃进”运动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2008年的这个初夏，已经被忘得一干二净了。当历史还来不及对历史进行清算的时候，国人的肩上，又扛起了新的灾难。

　“四川地震允许媒体自行进行采访报道，是一次开放的新闻大战，所有的媒体都十分珍惜这个机会，所以其它一切新闻让位于地震并不奇怪，这是媒体的一次自觉的选择。”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讲师麦尚文这样说。在他看来，只有当关于地震的新闻满足了公众的信息需求达到饱和的峰值之后，公众产生的信息疲劳、媒体心理创伤会反过来要求媒体必须有新的信息呈现与之相适应。

　　麦尚文的预测不无道理。这场大难发生近一个月后，新闻从业人员老林突然想起美国著名记者和报纸经营人约瑟夫·普利策说过的那句话：“在一件事情的真相被彻底弄清之前，决不放过它。连续报道！连续报道！直至问题被弄清。”

　　蓦然回首，很多事件仍然没有完结，重拾这些几乎已经被遗忘了的新闻事件，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忘却地震大难带来的伤痛，也不意味着我们不再关切灾区的生活，这只是媒体和大众的又一次自觉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