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 吴金 美编 高爽  特约撰稿 秋风(独立学者)

　　从很多指标看，北京都是一个伟大的城市：它聚集了众多人口，尤其是来自全中国的精英；除了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之外，它也是中国的金融中心、教育中心、科学与学术中心、文化艺术活动中心。北京集一个城市所能有的几乎全部荣耀于一身。但是，不妨大胆设想一下，假如北京不是首都，没有权力现在给予的深度支持，北京还会如此荣耀吗？正是权力因素可以解释一个令人惊讶的现象：就在离这个城市几十公里的地方，存在着大面积的贫困。

北京自古是个城，不是个市
　　人们很顺嘴地说“城市”，不过在中外历史上，“城”与“市”是两类性质大相径庭的聚居地。
　　人口与社会、经济、文化活动的聚居地是市，或者说市镇。它们不是政府建造的，而是区域经济、社会、文化自然发育到一定程度时自发形成的。市镇是这个区域内的人们在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领域进行合作、交换的复杂网络上的节点。支持这些市镇的是市场制度——哪怕是比较原始的，以及市镇自治制度。
　　相反，“城”是权力的构造物。在中国，自秦以来，城是各级政府治所所在地，通常有城墙保护。城的规模是按照政府级别划分的，从京城、省城，到府城、县城，不可逾制。因为城是权力建造的，所以，它可以完全与周边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活没有任何关系，凭空而起。
　　中国历史上，城与市一直平行发育。相对来说，城的数量是比较稳定的，而市镇，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到明清时代有惊人发展。有人统计，清时全国有三万多个市镇。江南一带尤其出现了大量与传统集市大不相同的工商业市镇，有商业、手工业、繁忙的交通运输业，由此又形成繁荣的服务业，包括发达的金融产业。不过，二十世纪后半期，这一趋势又有逆转，政府新建了一些工业城市，但这些城市与计划经济一样，是权力自上而下设计的。
　　八十年代以后，政府对城市的全面控制有所松动，私人工商经济推动市镇迅速发育。从乡村的集市，到浙江的专业化小商品生产、销售中心，一直到珠三角地区由原来的镇发展而来的城市群。不过，这些市镇在政府的眼里，却不是法律、政治意义上的城市。在中国，只有经由政府审批，人口与工商业大量聚居的地方才能成为建制市，享受特定财政待遇，实行另外一套行政管理机制，土地才可用于工商业目的。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突然出现大量市，就是将原来的地区公署所在地改成地级市。这些市是传统意义上的城，大量自发形成的市镇却无法成为建制市。
　　不管城与市整体上的历史消长如何，除了被称为“北平”的那二十多年外，北京一直是“城”的典范。在历史上，北京从来不是经济、贸易中心，它只具有政治上的“战略”意义。北京城从来就缺乏“自生能力”，缺乏支持城市正常活动的人力、财富和知识资源，这些资源都靠遥远的南方供应，北京城获得这些资源也不是靠交换，而是靠权力之汲取。

 

北京城的封闭性
　　人们一向认为，城市可以以更高的效率生产财富、更新知识、变革规则。如此高效率的城市必然具有正的外部性，可以向外辐射、扩散文明，带动其周边区域的经济、交通、社会、文化等事业的繁荣，给城市周边的人们带来福利。
　　不过，当人们把许多普遍适用的常识拿到中国的时候，需要仔细辨析隐含的前提，才不至于闹出笑话。城市具有溢出效应，至少需要两个前提条件：第一，城市是在本区域经济社会网络上自发地聚集人口、资源而形成的；第二，城市是自由的，城市对周边的民众是开放的。这两点在几乎所有时代都是不言而喻的，甚至在古代中国，城民众也可自由迁入城中。但当代中国，城市却普遍不具备这两个条件。
　　有一些例外。在珠三角、长三角，人们都可以看到星罗棋布的市镇群，大多数户籍意义上的乡村人口，也都卷入市镇生活。这就是因为，这些市镇合乎上述两个前提：这些地区草根性私人经济较为发达，市镇正是在此基础上自发形成的。因此，这些市镇与周边民众的经济、文化、社会活动保持着有机联系，人员、资本、知识的双向自由流动，城市文明得以向外辐射。
　　不过，大量的城市其城市文明并不具有可扩展性，因为，这些城市对外是封闭的。户籍制度本来只是为了维护城市人口所享有的特权而禁止乡村人口向城市、小城市人口向大城市流动。但在实际运转中，这种制度必然也使反向流动不可能：城市的人力、资源、知识难以向乡村扩散，大城市的人力、资源、知识也难以向小城市扩散。
　　当然，北京城把当代中国的城市的这种封闭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北京作为中国最大的城，本来就不是自发形成的。周边民众根本无从充分地参与到北京城的分工合作网络中去。到北京郊区访问一些农民就会发现，这里的人们谈起北京来，就仿佛在谈论一个十分遥远的地方。北京城为了维持其福利优势，也比任何地方更严厉地执行城乡分割制度。在城乡之间高筑壁垒，切断了城内的人力、资源、知识向外流动的渠道。比如，农民建造房屋向城市人口出售，乃是城市文明向乡村辐射的重要渠道，但政府为了保持政府对土地的垄断地位，严厉禁止农民这样做。这样，生活在北京周边，不能分享这个大城市的溢出效应。
　　因此，北京就成为一个繁荣与文明的“孤岛”。出北京城几十公里，就会进入一个“环京贫困带”，尤其以河北北部张家口、承德地区为甚。
　　事实上，内地很多地级市，乃至于县级市，都是具体而微的北京城，看起来很繁荣，但却是对外封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