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记者 杨猛 北京报道、摄影
没有CBD，也没有沃尔玛。欢迎来到皮村。
距离北京市区40公里的皮村，矗立在一片旷野中。只有一条大路从村旁经过，货车呼啸而去，尘土飞扬。村口坐着几个悠闲的商贩，街头有几只狗在游荡。因为正处在首都机场航道的下方，皮村躲开了无孔不入的开发商，呈现出和热闹的都市反差强烈的乡土气息。过去的3年，活跃的NGO组织“工友之家”试图把皮村改造成一个富有生机的打工者家园——皮村6000人口中，外地农民工占到5000多人，是名副其实的农民工部落。
“工友之家”在这里建了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和两家二手货超市。
现在，他们又要在村里建一座农民工博物馆——“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
5月1日，一个名为“打工20年”的展览将伴随博物馆的诞生同时揭幕。
琉璃厂房改建的博物馆。
村子里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个博物馆的确切位置，对“文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也并不关心。
村头摆摊修自行车的王师傅来自张家口，他笑着摇摇头：“不知道，是那帮志愿者弄的吗？那些人喜欢在村里瞎折腾。”他关心的是，同样修理摊位，他每月要交30元管理费，而10米远的那家本地人摊点却不用交钱。
飞机在头顶滑翔，几乎每10分钟就重复出现，巨大的声浪轰鸣，2米之外的人声也被迅速淹没。“工友之家”负责人孙恒不得不提高嗓门说：“农民工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主流文化对他们视而不见，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化，没有自己的声音。”
32岁的孙恒来自河南开封。1998年师专毕业的他，本来有机会去当一名中学音乐老师，却选择来到北京。在这里，他同样找不着自己的位置，只能在地下通道卖唱，到西客站做搬运工。
孙恒命运的转折发生在2002年，他组建了一个“打工青年艺术团”，在此基础上，依靠香港乐施会的资助，2003年成立了“工友之家”。2005年，“打工青年艺术团”发行了第一张唱片——《天下打工是一家》，靠7.5万元版税，在皮村建立了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此后，以皮村为“根据地”，“工友之家”开始壮大。
孙恒穿过迷宫般的村子，七弯八拐，来到村子东头一处大院落前，推开两扇铁门，由乡村琉璃厂工房改建的农民工博物馆展现在眼前。
废旧桌椅散乱地堆放在各个角落，这都是社会捐赠给“工友之家”的旧货。几个工友正耐心地把这些桌椅一点点肢解，然后拼接在一起做展板。
“他们很热情，好像在建造一座精神家园。”香港乐施会负责博物馆项目的工作人员王英渝说。
半年前，孙恒找到王英渝，和盘托出想建造一个主题博物馆的设想。乐施会经过实地考察，决定为农民工博物馆提供4万元先期启动资金。
王英渝说：“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历史，贯穿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现在中国有2亿农民工，但是在城市主流文化中，没有属于这个庞大群体的东西，也没有人记录他们。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农民工的博物馆，讲述他们的生活历程和变化。”
不一样的“文物”
装修的甲醛味道很浓烈，充斥着200平方米的展厅。一幅大字标语悬挂在展厅的墙上：“尊重劳动，尊重劳动的价值，这是一个民族最基本的道德”，语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从二手市场淘来的玻璃展柜里，已经摆放了一些展品：票据、证件、罚款单、押金条、白条、保安工服和皱巴巴的不知道从哪里搞到的红头文件。
2007年夏天开始，艺术团利用到处演出机会，开始对外征集反映农民工进城的历史展品。
一个在深圳工厂做工的工友邮寄来一张工资条，上面标明：月收入1500元，仔细一看，其中1000元收入都是在严重超时工作状态下所得；
广东一个女工友邮寄来自己的工卡，正面是她的照片，写着她的姓名，背面印着工厂冷冰冰的规定：上班期间不准上厕所；一份刊登在2000年北京一家报纸上的北京市劳动局规定，上面是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还有超过100种行业限制或者禁止雇佣农民工。
孙恒并不认同博物馆的功能单纯是为了“控诉”和“声讨”。“如果生活是苦涩的，我们为什么要回避它呢？我们只是客观地展示，目的是改变它。”
也许下列展品代表了孙恒认为的“积极向上”的部分：南方打工者用粗糙的纸张印刷的“打工诗刊”，形式简单但很煽情；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用稚嫩的笔触描绘的理想家园，主题也在可以预料的范围。
征集到的各种打工证件和暂住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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