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王天兵，作家、画家，曾留美十余年，痴迷于巴别尔研究多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骑兵军》、《巴别尔马背日记》和《敖德萨故事》亦是经他编辑的作品。本书考证翔实，随文伴有两百五十多幅第一次在中国出版的历史图片，讲述了1920年代哥萨克的兴衰史和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骑兵大会战——苏波战争。在这个大背景下，又着重描绘了命运悲惨的文学天才巴别尔以及他心灵的种种变形。

　　近一个世纪以来，巴别尔的《骑兵军》直击全世界读者的灵魂，被誉为赤裸人性和灵魂的天才之作；本书仿佛是《骑兵军》的注释本。作者还详细地列出本书的中英文参考书目，这份认真如今并不多见。 (不适) 

 

 

 

 

 

 

 

　　上小学时，作者和姐姐在父亲安排下去南京。临走前，父亲要求“坚持写日记”，他遂开始了以文字记录事物的历程。长大后，王犁考取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毕业后去河南大学工作，到浙江艺术学校教书，再回归母校中国美术学院。他的画案也充当着书桌；他那双画画的手，亦不倦地喜好肃穆的阅读、沉思的书写。另一方面，朋友们眼里的王犁简洁执着，爽朗达观，与世人皆能为友，“在那间白天也要开灯的房子里，王犁的椅子远远不够”。

　　作为四川美术出版社“中国画文库”系列中的一本，本书记录了艺术家在艺术途中的游历和穿行。王犁写自己的成长和阅读，写师长和朋友。他希图以区别于绘画的方式接近他崇尚的“纯正和直接”。通过阅读本书，读者可以参见画家在艺术求索中“很难，不可能进入，只有努力接近”的情境。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现定居加拿大的父亲，不久前亦出版了一本回忆童年时在家乡淳安牧牛的散文集。 (不适)

 

  

 

 

 

　　说来惭愧，在读这本书之前，我并不知道袁庚（前深圳市委书记）其人，就像书里面所说的那样，千千万万闯进深圳寻梦的青年，他们不知道自己跟随着的，是这样一位老人的足印。同样，也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不知道的还有，那句从小就被刻在我们心里的话“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乃是出自袁庚之手。对于猎奇的读者来说，《袁庚传》大概可以算是一本有料的书，袁庚早年的情报生涯、晚年的改革开放马前卒经历，让书的细节无比丰富，加上女作家涂俏一向善于抓住细节，一如她在之前对二奶村和艾滋病人群的写作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于是《袁庚传》无可置疑地变成了一本好看的书。难得的是，涂俏并没有因为细节的丰富，因为采访对象的庞大数量(156人)就让自己的笔迷失于细节，《袁庚传》在好看的同时，把握住了历史的大势，这也让这部大书，处处透露出一种气势恢弘的格局。所以，对我们来说，《袁庚传》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好看，也不在于让我们熟悉了改革开放的一位早期大功臣，更重要的，是它抢救下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涂志刚)
 

  

 

 

 

 

　　《庋榢偶识》，顾名思义，自然写的是自家书架上的书。王伯祥爱书，却不以藏书家的身份名世，原因有二，首先是他收藏多年的几万卷图书，与商务印书馆一起，在淞沪会战中毁于日军的炮火，其二则是，从他自战后开始重新收集起来的书来看，他并非那种酷爱版本的收藏家，所重的乃是书的阅读价值，书架上甚至有很多民国年间粗制滥造的劣本，这样的一架书，即便是自己说得再好，怕也是难入藏家法眼的。还好，这本《庋榢偶识》，本来就不是对藏书的炫耀，我们把它作为一段关于民国的笔记来读，要有意味得多。

　　书中所收，乃是王伯祥写在自家藏书卷端的题识，刚才已经说了，一架好书早已毁于战火，再买来的，往往是劣本，王伯祥在记录下其中哀痛之余，对于与书相关的友朋、对于当时的时事和心境，甚至对于一时的出版与读书风气，都有记录，现在读来，不但是隽永的读书小品，更有了一份历史的价值，比如我读到战后大达图书社刊印大量古籍，粗制滥造，1折出售的时候，简直是忍俊不禁，这跟我们最近这些年的大书之风，实在是相似得紧啊。 (涂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