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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周刊记者 田志凌 实习生 浦蓁烨
 关于“文革”，我没看到深刻的探讨
《启蒙时代》具有挑战性
南都周刊：这次得知获奖是什么感受？之前对华语文学传媒盛典有了解吗？ 王安忆：我还是非常高兴的，因为这是在《长恨歌》以后得的奖。前些年，《长恨歌》出来以后几乎把我别的创作都覆盖了，别人都看不到我的创作了。其实在《长恨歌》之后我写过很多东西，但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个奖是评给我《长恨歌》之后的《启蒙时代》，对我这段时间的努力是一个肯定。所以得这个奖我还是非常在意的。 记者：《启蒙时代》出版以后，评论非常多。你自己怎样评价这部作品，它在你写作谱系中的位置？ 王安忆：现在的事情往往搅得很混，我都很难分清什么是评论，什么是宣传书的一个策略，所以我也不太注意别人的评论。我自己还是很重视这部作品的，花了大力气。写作时间倒不长，一年以内。但这不在于时间，而是说这个作品对我来讲具有挑战性。它显然是在我熟悉的写作之外的，它是我比较陌生的写作方法。这种陌生包括题材、人物，包括和自己经验的距离。尤其那个时代众说纷纭，那么多人都在写，并且对它已经有了一种固定模式，你再去写这个时代，困难是很大的。到目前为止，对我这方面的评介很不确定。 记者：“文革”年代被很多人认为是蒙昧时代，但你却把叫做“启蒙时代”，这个名字很有意思。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 王安忆：各人所站的立场不同，对事情的认识也不同。其实蒙昧不是“文革”时代才有的，你知道，在“文革”以前的教育是非常教条主义的，同时又是集权政治的，都是意识形态。我觉得，到了“文革”的时候倒有了一种可能性，因为它把所有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都推翻了。你只能自己两手空空地去认识这个社会，认识生活。这个时候，对年轻人是一个空白状态：在一个政治非常压抑的时代里面，它同时又是非常无政府主义的。学校里不用去，家里没有管束。虽然很多小说在受批判，但图书馆是大门敞开的，因为书都变成废纸了，你随便都能捡到。那个阶段空前地自由，没有人告诉你怎么回事，只能自己去看去想，那反而就有了很多可能性。 记者：这也可能是对小说存在异议的一个地方。在很多后来人的心目中，“文革”是惨烈的。而你笔下的南昌他们还拥有一段优游清淡的好时光。 王安忆：这是看你站在哪一个位置上了。“文革”在大家的描述当中它的惨烈已经是不可怀疑的，没什么可商量的了，它已经变成一个符号了。一定是有抄家、批斗、武斗、虐待，这些东西如果出现在“文革”这个时代里面，谁都不会说“不”，大家会觉得很正常。说起“文革”的惨烈，大家都很容易接受，因为它很合乎人们对“文革”的愤怒。但“文革”是在这么大一个空间里面进行，每个空间里面都有不同的状态。在这样一个动荡混乱的大时代里面，人们还在生活，还在爱情，还在性欲。 我也不是说“文革”好，“文革”在总体上是个非常粗暴的事情。可是我们写小说的不是写整体。各人的处境命运都不相同，小说它是生动具体的，它更关注个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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