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 潘葱霞 见习记者 华璐 成都报道
引子
四川省彭州市精神病院,一所灰头灰脸的小医院,蜗居在成都市的边缘。
上锁大铁门后面,一群精神病患者在会客厅里看电视,有的笑,有的叫,更多的是面无表情。19岁的廖娟娟11天前来到这里,却无法参与这种公共活动。作为“狂躁型器质性间歇性精神病”患者,她有严重的暴力倾向,只能被锁在病房里,同房的另一个女病人也被转走了。
这天是2007年8月21日。
娟娟没有丝毫尊严地出现在首次前来探望的亲人面前:没穿内衣裤,身上惟一的病号服敞开着,身上粘着饭粒和粪便,左手腕上肉烂了一圈,还在流血流脓。
“我疼!”她轻轻地呻吟了两秒,忽然“哇”的一声哭出来,“姐,我疼,你们都不要我了……”
由于医院没有陪护,孪生姐姐婷婷决定晚上留下来。
深夜11点,还在彭成高速公路上的父亲廖智高接到了婷婷的电话。“爸,我帮妹妹洗好澡了,头也梳了。她吃了药,睡了,乖得很。我看到妹妹身上都是饭粒和屎,还有伤,真的难受。”
次日凌晨1点,交班的护士微微探头看了一下,顺便把房门掩上,贴着白瓷砖的病房内只剩下昏暗的灯光。
婷婷一直没睡,看着对床的妹妹。
突然——
“我拿起枕头走到我妹廖娟娟睡的床上,用枕头捂住我妹的面部,同时坐在她胸口上……我在捂她的时候,她一下就开始挣扎,由于她本身身体很差,没力气,只是她嘴里‘唔唔’地在叫,我然后就用右手去掐她的脖子,左手继续用枕头压住她面部……我这样掐她约20分钟,害怕她没死,我就干脆坐到她面部上,枕头还是压在她面部上,我就坐在枕头上,这样坐了又有20分钟……”
确认妹妹手脚冰冷后,婷婷拨了两个电话。第一个打给了邓薇薇(化名),她的朋友。
“我把我妹杀了。”
“什么?”
“解脱了,我家里都解脱了,我亲手把她杀死了。”
第二个电话,她在手机上按下了110。
只能成双的姐妹花
“我织到第几针?三十六还是三十五?”
成都市锦江区森林家电维修站前,王素珍手中两根银白色的细针不间断地上下飞舞。她指了指外套里的红毛衣,“这是我自己织的。”她去年才学会织毛衣,是在二女儿廖娟娟死后。
即使是在成都,这种结构完整的前苏联旧式大院已越发稀罕了。最高不过6曾的民居被各式各样的小摊包围,单车铃声在卤菜和酸辣粉的味道中穿行。1980年代流行的方形大黑框眼镜和蓬刘海在此随处可见。女人们习惯在午后小聚,一起打打毛衣,尤其是今天,连日阴沉后难得的晴天。
2月28日,大女儿廖婷婷杀妹案件的一审判决下达,被判故意杀人罪,但因为患有抑郁症和存在自首情节,判三缓五,当庭释放。在现行法律框架下,这几乎是对故意杀人者所能采取的最轻处罚,廖家松了一口气。
“以前咋可能那么轻松学织毛衣,娟娟一刻都离不了人。”王素珍说,去年春节老家的一个算命先生断言,廖家人数“只能成双,不能成单”。“我以为是婷婷要耍一个男朋友,没想到是娟娟走了。”
1988年开春,退伍军人廖智勇从老家遂宁迁往成都,开了电器维修店。农历二月初二,婷婷与娟娟出生,民间传说这天是“龙抬头”的日子。
婷婷、娟娟、比双胞胎小一岁的佳佳,被邻居们称为“三朵金花”。一张摄于2000年春节的全家福里,姐妹三人穿着玫红色的运动服,靠在父母身旁。娟娟个头高一点,清瘦;婷婷有点婴儿肥,两人头靠着头。
曾经,父母对娟娟期望最大。“娟娟喜欢跳舞唱歌,硬笔书法过了4级,还是学校里的小记者和领操员。婷婷和佳佳都听她的。”王素珍说。
2001年6月,13岁的娟娟连续高烧18天,医院诊断结果为脑膜炎,留下左半身行动不便和狂躁的后遗症。
半年后,父母尝试让娟娟复学。“学校安排重读五年级。第一天上学,同学笑她脑子笨,她一下子就把课室宣传栏的玻璃砸了。”
2004年5月和12月,娟娟先后接受了两次手术,一次是开颅,一次是伽马刀,分别切除左脑和右脑的“海马”和“杏仁核”等大脑组织。手术失败,娟娟的右脑组织被完全破坏,成了彻底的“狂躁型器质性间歇性精神病”患者。
六年间,为了医治娟娟,廖家卖掉了100㎡的商品房,欠下了10万元的外债,一家人蜗居在电器维修店二楼。去年,廖婷婷放弃高考,主动退学在家照顾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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