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杨文 文 张海律　本报记者 陈炯　 吴飒  摄影 邵欣

 

 

 

       3月8日，妇女节，电影《立春》领衔拉开了《南方都市报》“先锋光芒第三回：现实·跨界”的帷幕。导演顾长卫亲临现场。

        当代中国社会，在急剧发展中也遍布着可观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创作者在将一则则报纸上的社会新闻影像化的同时，却也不得不试探着审查制度的边界。创作与限制，宛如一对你进我退的探戈舞伴，彼此挑逗和试探着，进行着高难度的动作。这是电影内容之外的现实，这些高难度动作也在彼此冲突中一点点推开着限制之门。于是，先锋光芒的主单元义不容辞地将其锐利光泽抛向颇具冲突的12部现实主义电影。它们集中于落后的乡土中国，也跨足到光鲜的城市中国，以现实的手术刀解剖对立冲突的中国社会AB面；它们拉出村官、退伍军人、镇民、医生、教师、学生等社会样本，赋予他们和全国人民一样普遍的身份和不同的梦想，然后将他们置身焦虑的时刻，去解决他们自身的也实则是我们的共同难题。它们或让个人面对梦想与现实、伦理与责任的矛盾，或让一个社群应对人治与法治、真实与困境的麻烦。导演们冷峻地将一则则社会新闻影像化，观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则有机会一次次地以自己的悲悯心“享受着疼痛感”。承认吧！这种对现实难题的高度关注和兴趣，实则是享受悲悯。要不，怎么我们都爱来现实中体验冲突呢？

        作为观众，请驻足冲突的现实，享受悲悯，并迈入70年代沟的声影之界，去沐浴先锋的光泽。           

  

                  

 冲突体1：梦想与现实

 

　　 顾长卫第二部作品《立春》中的人物延续和加强着《孔雀》的理想主义。如果说《孔雀》中的二姐高卫红还只是有着个抽象的飞翔梦，那么《立春》中的主角王彩玲、配角胡金泉、黄四海，则分别固执于自己具象的歌剧梦、芭蕾梦和画家梦。而这更是一场奋力追逐理想的春梦，它们直白而赤裸，手握剪刀的黄四海痛斥自己怎么就没梵高那么下得了狠手自残，王彩玲对胡金泉直言：“你与这个世界是水火不容，而我只是不甘平庸”。高卫红的抽象梦想让人觉得美丽而伤感，而《立春》里人物的具象春梦让人觉得可怜又可笑。现实总是轻易地挫败和收拾了这些可笑的理想主义者，而主角却在表面妥协后还坚持梦想，王彩玲宁愿领养小孩也不愿随便嫁人，并带养女去到一次次挫伤自己的文化中心——北京。从虚构的鹤阳到现实的北京，列车经过了一座桥梁，去北京时桥梁出现在白天，春意盎然，充满希望，那是理想；回鹤阳时桥梁出现在夜晚，暗无天日，毫无出路，那是现实。可偏偏，个人的理想斗不过文化中心的现实，平民悲剧就此书写。

    《耳朵大有福》则像极了一首叙事民谣，也是“文革”期间特色片《今天我休息》的21世纪版。王大耳朵在其退休后的第一天就想找点事做，却处处碰壁，而家人们竟在这时给他频频添乱，规划好的梦想就这么被现实的琐事给搅乱了。《青春期》的故事，则是许多“早恋”特别是“暗恋”过的人，在很多年后会共同思考的一段记忆，自己当年怎么会暗恋那么个人呢？现在的他(她)好普通。朦胧的梦想永远不会属于成人的现实世界。

     顾长卫：我生长在一个极普通的家庭，父母分别是我的小学老师和初中老师。他们从小就没指望孩子能出人头地，让我安心过平凡日子就行。可偏偏这样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才更有理想的欲望。这也是我两部电影都选择小城市中追求理想的普通人展开故事的原因。

 

 

      《考试》的现实性及真实度都达到一个高度，因为片中主角曲老师的扮演者就是自己本人。这是一部颇像《死亡诗社》的春风化雨般的感人电影，主旋律的外套下，包裹着并非高大全的曲老师渴望回城工作的真实欲望，那里有她的两个女儿，伦理上，她需要抚养她们。可偏偏她要处理完最后一次工作职责才能被区教育局放行，她的班级必须拿到期中考试的第一，这对她并不难。可这群学生的答题居然大部分是错的！

      刻薄的观众或许认为这是彻底的大俗套，可大家不也看到过一幅新闻图片：在校长监控下放学排队回家的广州某小学学生，突然扑向在门口讨薪的被辞退班主任，将全班同学凑到的寥寥四十余块钱塞到老师手里，老师泪流满面。生活的真相有时就是这么俗这么煽情。

　　王小帅载柏林银熊之誉归来的《左右》，与《苹果》类似，这无疑也是一部对伦理与责任矛盾有着重点关照和体现的影片。为救得了白血病的女儿，枚竹需要找到前夫再生一个孩子，然而她和前夫都是已经再婚并重新拥有家庭的人了。挽救孩子的父母之责与世俗婚姻伦理道德鲜有这么强烈地冲突过。柏林电影节给出评价“成熟，且摒弃过多技巧，对于人内心的感受的描写非常精彩。”

 

 

 

        摄影师吕乐成为导演后，产量丰富、质量优秀，更让人佩服的是居然禁片(《赵先生》、《十三棵泡桐》与商业片(《美人草》)并进，当然禁不禁不是他能决定的。而此次放映的《山乡书记》则是披上主旋律外套搞试验的典范，和虚构故事+假纪录片的《小说》不同，《山乡书记》采取了将真实故事搬演与纪录片融合为一体的方式。前半部分作为扮演，并没一味去按宣传模样塑造劳模，而是让实干与蛮干、人治与法治、情理之中与意料之外、生活变迁与新问题在不断冲突中去发展。后半部分则对影片原型刘银昌书记进行了采访，针对农村问题的犀利观点比比皆是。
     《光荣的愤怒》则以风格化的角色和夸张化的表演去呈现一个漫画般的故事，村霸横行、无法无天，正义的法治力量扫过后，新的人治却又出现了。早已盛名远播的《盲山》则反映一个完全缺乏法律的乡村天地，地方利益和村民传宗接代需求成为了正误的决定力量，当然导致一幅光怪陆离的乱象。而《盲山》更于近日得以进入美国艺术院线，成为有幸驾临美国的少数中国电影之一。

 

 
冲突体4：旅程与焦虑

 

         今年1月21日，在西安开往南宁的火车上，一女大学生遭割喉死亡，凶手是一名携带7000多元现金的打工男子，一直臆想有人要打劫他，导致精神崩溃，专家将此称为“旅游精神综合症”。《红色康拜因》是一部父子寻求认同的公路电影，很大程度上，对父亲充满仇恨甚至屡屡企图弑父的儿子当然是旅游精神综合症患者。狭窄的车厢空间积蓄了最大容积的焦虑和怨恨，广阔的麦田又延迟了这些激烈矛盾的爆发。一个男人生下来就得对另一个男人保持下跪的姿态，在这个父子关系亘古不变的出发点上，走出过太多优秀的父子题材。很多也是在旅途中去让怨恨和谅解对抗，只是《红色康拜因》的激烈程度超出麦收美景给人的善良想象。

     《心跳墨脱》让10个人组成的旅行队，在去探访一位退休老干部途中——其在偏远而不通路的墨脱办希望小学——遭遇了十足的艰辛。记者因体力不支而痛不堪言，女医生则因高山反应而歇斯底里，并以近似疯狂的尖叫声引起一场几乎致命的雪崩。老干部究竟在哪？他又是怎样年复一年熬过这些旅程的焦虑的？

 

 

 

 

        地球上确实存在许三多这样的生物，一根筋，说不来谎，真实到在现实生活里处处碰壁。《千钧。一发》的主人公老鱼也是这样的人，但并没有多少崇高的理想，只是一种军人的责任感，让他面对市里的连环炸弹陷阱时去“试试”，可他根本不懂多少拆弹知识。这种认死理的人做起事来非要把事弄完，哪怕四处碰壁，甚至毫无希望，都拿他没办法。可面对不断出现的炸弹，老鱼所面临的困境不再只是家庭和工作，而还包含进了不能存档重来的生命。

        中国艾滋病题材的剧情片可以追述到1988年的《艾滋病患者》，似乎20年过去后，才算真正出现了第二部，《两个人的教室》。母题加片名，很容易理解到这是一个针对艾滋病学生的特殊教室，并且也能关联到歧视问题。电影中，面对真实艾滋病问题的伴山村有着很大的困境，县领导要来视察，需要这个“两人教室”做表面工作，可领导却迟迟不来

 

 

 

        十二年的时间，酝酿一部堪称“电影”的专辑，十八首歌曲，希望指明东方的位置，左小祖咒这位“中国摇滚史上掌法最绵密、招式最深不可测的高人”，迎来了个人音乐生涯里第六张专辑《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不仅创下500元的专辑销售天价，亦开启新一轮音乐话题。从26岁开始有专辑的创作冲动，写到38岁才瓜熟蒂落，100分钟的音乐凝聚的是不同阶段的左小祖咒：“中国到现在的所有唱片都能评价，除了这张，在这里我在反哺我的青春，衡量着我的过去。” 

 

 

        一次，记者吴虹飞采访一名作家，“请问，通货膨胀时期，你如何看待爱情？”作家懵了。最近，摇滚歌手吴虹飞终于给出了自己的答案。2008年2月28日，她和幸福大街乐队发表了第二张专辑《胭脂》。同第一张《小龙房间里的鱼》的暴戾嚣张不同，《胭脂》听起来简直乖巧甜腻得要命。然而，吴虹飞或许根本不是在作所谓的“妥协”。因为，狂躁与甜美，分明就是她弥足珍贵、无可救药的两面。

        吴虹飞与幸福大街的《胭脂》封面上写着：“关于南方。那些羞怯、热烈，不为人知的爱情。穷尽一生无法道出的秘密”……“那些性感魅惑的手绘花枝肆意伸长，RoRo的内页插画独立甜美”……这一切，“小资”得让人想抽吴虹飞。

       但仔细听下去，你或许就会改变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