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油画第一村的“钱途”

编辑 王延礴 记者 王慧琴

在大芬，一个毫无基础的学徒，被画师调教半年就可以画简单的风景行画。  记者 陈以怀 摄
 
《蒙娜丽莎》与《向日葵》的临摹作品，是每年为深圳大芬油画村带来最大收益的两幅行画。

大芬村是艺术创作基地，更是交易市场。记者 王惠琴 摄

　　春节前的几天，深圳格外阴冷，但这个沿海并在中国第一个开放的特殊城市却被打工者们回家过年的喜悦渲染得十分喧闹。

　　大芬油画村位于深圳的二线关外以北深圳龙岗区。龙岗，有可能是全中国生产力最高的地方，据说这里的GDP比西北所有省份的GDP的总额还要高。出关没多久，大芬村突然出现在紧挨着由八个车道组成的高速公路的左边，说这里是村实在没有什么道理，放眼一望，都是成片六七层的小楼，楼里要么是公寓，要么是专门的油画工作室。

　　传说中，大芬村曾经是客家人的聚居之地，民风纯朴，鸡犬相闻，不过，这些早已被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淹没得了无痕迹。几年前，深圳市政府有意要把大芬村打造成为当地的一张文化名片，村里看上去比周边更为整洁、有序。

拓荒者黄江
　　在大芬村，能看到最有意思的景象是，一个偌大的画室里，面对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有人负责画嘴，有人负责画眼睛，不到二十分种，一幅名画就以流水线的作业方式下线了，以这种方式画出一批同样内容的画，然后低价销出，而这样一幅行画，在深圳最便宜时也就卖到三、五十块钱。

　　按照大芬村人的说法，“行画”的叫法是由“韩画”演变而来的。油画最初源自于欧美，但这种批量生产销售的画却诞生在韩国，所以叫“韩画”，中国人取其谐音就叫“行画”了。

　　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中后期，除了韩国，香港也有一些画师和画商从事行画生意，只不过，当时20000元上下的工价在画商们眼里明显偏高。也正因此，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吸引了他们，于是韩国及香港的画商们开始在厦门、广州和深圳开厂授徒，用同样的工价可以支付大约20名画师，油画行画始在中国兴起。

　　大芬油画村的第一个拓荒者黄江就是那个时候出现的。在此之前，黄江一直活跃在深圳罗湖区黄贝岭一带，当时的黄贝岭曾是许多香港商人的聚集之地，也有一些人专门从事行画制作和贸易，随着深圳市的快速发展，黄贝岭的租金成本越来越高，出于商人的本能，黄江想到了去租金和雇工成本更为低廉的关外再谋生路。

　　“油画是手工艺术，除了画布、颜料等基本的固定支出之外，人力成本是其中最大的支出，通常占到总成本的2/3，大芬村当时画工的平均月薪1000多元，出产的油画价格通常只有其他国家比如韩国的1/3甚至更低，况且当时的大芬村环境恬静，也非常适合画工们生活。”黄江说。
当黄江将大芬村生产的油画一批又一批地发往美国的沃尔玛时，人们开始慢慢地知道，在大芬村有世界上最便宜的油画。

　　黄江当年也没想到做多大，但是生意最多的时候，深圳黄江油画公司旗下有接近200人的画工队伍，他们每个月可以用流水线工作程序制造出近十多万幅油画，每一幅的成本能控制在几十元人民币。“美国市场零售价100美元的油画，在大芬村也就是100元人民币的批发价，而这一幅画给画工的工钱是20元，正常情况下，一个画工一天可以画20-40幅这样的画，熟练工可以达到50幅，大芬村的低成本一定程度上也是靠量大才能达到。”

　　黄江一直在讲“生意”，他的头脑里没有那么多类似于画家的人文思考，大芬在他的眼里只是一个作坊，这个作坊并不因为“生产艺术”而与别的作坊有什么不同，他与那些画家们是完全分离的两个群体。他只是诚实地临摹，并且给自己的行画定价很低，正是这种商人品质使他和他的行画在大芬一起生存了下来。

后起之秀
　　黄江真的有些老了，二十年前，初到大芬村的他还正当壮年，现在已是60多岁的华发老人，体态佝偻，说话时语音含浑不清，连看人的眼神都有些混沌。

　　这几年，他的生意并没有像他的名声一样壮大起来，他连连说，现在生意不好做，并颤巍巍用手指着不远处的集艺源画廊说，“那小子是我的徒弟，现在都超过我了！”说这话时，老人看上去有些可爱。

　　集艺源画廊的老板叫吴瑞球，他跟弟弟吴瑞周原是广东潮州普通农民家的孩子，90年代初出来闯社会无意碰上了黄江，并有幸成为黄江招收的第一批画工，也成为了大芬油画村最早的产业工人。吴瑞球是个聪明的有心人，在跟随师傅学习画画的同时，也学会了师傅接单发货的经营方式，1992年，不安分的兄弟俩一起出来自立门户办起了行画培训班和工厂。

　　不过，最初因为没有客户资源，吴瑞球的工厂大都是给师傅黄江代加工，再通过黄江转道香港，出口欧美市场。直到1997年，吴瑞球参加了广交会，意外地接到了来自沃尔玛的四十万张订单，他才开始了自己的第一笔海外生意。

　　据吴瑞球回忆，“二十人一排，有的人画蓝天，有人画白云，有人画树、有人画房子、有人打底色、有人加亮色……通常是上百人手中画刀、画笔同时翩翩飞舞，场面甚为壮观，两百多号画工近40天的日夜奋战完成了这项订单任务，比合同期50天的时间整整提前了十天交货，如果靠一个人画一万张恐怕就得画一两年。”

　　这笔订单令沃尔玛公司非常满意，从那之后，吴瑞球开始慢慢争取了绝大部分沃尔玛的订单，也从此背上了“背信弃义”跟师傅抢生意的恶名，不过，作为商人吴瑞球却发现了一个事实，就是规模效应。此后，他招兵买马，并注资50万正式成立了他的集艺源油画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也由单纯的培训画工、制作油画，扩大到销售、画框加工厂、物业管理以及连锁画廊，到现在为止，集艺源已经是一个年销售额近2000万的集团公司。

　　在吴瑞球的示范效应下，原来在黄江手下的一批弟子，纷纷大胆走出师门自立门户，形成了大芬油画村最初的产业雏形，后起之秀林正禄、宦忠平等走去欧洲、美国、中东等地开拓市场，他们的公司每年也都有几千万的收入。

　　黄江选择大芬最初也许只是想避开香港昂贵的房租和人工费，避开香港行画市场激烈的竞争，然而，当他孤独地布置着村中第一间画室、急切地招募第一批画工时，当他画工们以流水作业生产着第一批油画时，他是否会想到，二十年后的今天，不到四平方公里的大芬村云集有8000多名画工、画师和画商，大芬村已经有800多家画廊和数不清的油画作坊，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订单。2007年大芬村销售额高达4亿元，这里已经是名符其实的中国油画第一村，按世界行画批发商麦克维达的调查，大芬油画已占据了全球油画市场60%的份额。

　　据说，一位深圳的有钱人不远万里用1.5万美元从法国买回8幅油画，返深后在大芬村找到吴瑞球订制画框，摊开油画的吴瑞球吃了一惊，因为这8幅画正是国外画商不久前从他这里花2000多元买去的。事实上，类似的事情在大芬屡见不鲜，这个行画市场之大，也由此可见一斑。

梦想与现实
　　在一个有些凌乱的画室里，晓光一边临摹着《蒙娜丽莎》，一边计算着今天的画能够为自己刚出世的宝宝买多少奶粉。他和妻子就是在这间小小的作坊里认识并恋爱的，画坊主人就是他们的“媒人”。晓光受过初等美术教育，他其实很想画自己的画，但他现在必须画行画，和妻子一起，为他们那个小小的家奋斗一个未来。

　　大芬就是这样，梦想和现实总是在这里强烈地交织、碰撞。对于那些坚守原创的流浪画家来说，这里是天堂，也是地狱。村里有一位四川来的画家很出名，来到大芬后边开画廊边作画，现在他的一幅佳作能引来无数中外收藏家，卖上几万甚至十几万元不足为奇。画家村像他这样的“大腕”，如今都已在深圳买了房子，同行谈起他们无不艳羡异常。

　　但是，绝大多数人没那么幸运，有的人几年都不曾卖出一幅作品，只能几个人挤居在一间小民房里，沦为“艺术乞丐”。这些人生活越困难，行为就越乖张，寒冷的冬夜，时常能看见他们骑着自己的破摩托车，沿着乡间的小路从东驶到西，又从西驶到东，嘴里还不住地狂吼崔健的歌……后来他们甩掉紧攥了多年的画笔，到深圳市区做小生意去了。

　　几年前，从西北一家艺术院校毕业的李欣怀揣着梦想来到了这个画商云集的大芬村。她想通过市场来验证自己的价值，但她的作品并没有被画商们认可，反而遭到了他们的窃笑。在连连碰壁和挫折之后，背景离乡的李欣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遭遇了生计的问题，几乎是怀着一种悲壮的心情，李欣走进了一家香港人办的画坊。很快，她就惊奇地发现，在大芬，一个毫无基础的学徒，被画师调教半年就可以画简单的风景行画，在这里，再昂贵的美术作品如梵高的名画《向日葵》，一个熟练画工一天可以依样画葫芦克隆10件以上，一幅只卖30元左右，而从中随便拉出一个小青年，都能将达·芬奇名作《蒙娜丽莎》勾勒得像模像样，而这两幅画，是每年为大芬村带来收益最多的画。

　　她的第一幅行画是复制梵高的作品，当她拿给画师看时，画师却教她如何将大师作品中那些扭曲的线条、失真的色彩、粗糙堆砌的油彩全都合理地修整掉，使它变得圆润清晰。这样一来画虽显得更完美，但凝结在梵高生命历程中的苦难与激情，也全部被删除了。直到这时，她才真正感觉到行画的残酷之处，为了迎合大众欣赏水平，这种画虽表象唯美却融不进真正的艺术，那一刻，她心里漫过一丝隐痛。

　　那一个月，她画了整整280多幅行画，月底画坊老板按一幅20元的价格付给她5800元酬金。一年之后，对绘行画已显得驾轻就熟的李欣被画坊老板由画工提升为画师，负责教一些刚从美院毕业的学生作行画，李欣还多了2000元的底薪。“每天在画廊工作12个小时以上，深夜回到住处我仍勤于创作自己的画，直到实在支撑不住时才上床睡几个小时。这种生活对于我来说，白天是物质的，只有夜深人静投入作画时，才是属于精神的。”李欣说。

　　并不是每个画工都能像李欣一样坚守自己的梦想，许多在大芬的画工，如今不再有太多的关于自身价值的追问，临摹再临摹成了生活的主题。他们将复制、挪用、模拟、碎片、聚合作为创作的方法。一位来自江西的画工李胜超闯进大芬整整6年，他已经历了从热望到失望，从激情到麻木的过程，他感叹道：“并不是每个人都具有艺术家的天赋，我承认自己成不了大师，所以前些年攒了些钱开了间自己画廊。”眼前西装革履的他丝豪找不到艺术青年的愤怒和悲情，在我们谈话期间，他因为生意的事急匆匆地走了。

大芬的出路
　　大芬村村口矗立着这样一幅标语牌——“艺术与市场在这里对接，才华与财富在这里转换。”这被认为是对“大芬模式”的表达：这是艺术创作基地，也是交易市场。开放的店面像沙龙一样挂满油画，其中一家店里，海滩别墅的客厅里常见的廉价海景画跟乔治·布什、本·拉登的画像共处一室；另有店里则全部是被临摹的文森特·梵高、塔玛拉·德·朗皮卡等艺术家之手的现代主义标准作品；还有2008年北京奥运会卡通吉祥物“福娃”的小型画像；以及香港拍卖图录里挑选出来的王广义、岳敏君等中国当代画家的作品也越来越多地成为模仿对象。

　　大芬生意比较好的画廊之一Pix2Oils，老板是一个澳大利亚人和他的中国妻子，他们建了一家网站，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将自己喜爱的照片通过电子邮件发过来，然后再由大芬的画家们临摹到画布上去。这些画跟店面上挂的向日葵、瀑布、战争场景和打扑克的狗放在一起做短时间的展示，等着快递公司来取走。

　　周晓鸿是大芬村较早经营画廊的画商之一，但是至今画廊面积还仍然是那么大，因为业务发展的需要，他的画廊很需要一个展厅来接待外国客户，但最近大芬村的房租像吃了兴奋剂一样地往上涨，这让他的经营举步维艰。

　　有交易的地方就有竞争，大芬名气的膨胀导致来这里讨生意的人越来越多，画廊之间的价格竞争异常激烈。画商张景轩的“国卫金宝”艺术品公司前些年专业经营油画贸易时，也曾将公司做到了几百万的规模，近几年他逐渐淡出了这项业务，“价格压得太低，已经逼近了商品利润的底线，”他的公司开始向高端摄影、音乐领域等拓展，他有点担心和怀疑大芬油画市场的未来。

　　作为大芬村中较为成功的画商之一，林正禄希望大芬村转型，“由现在的生产车间向交易销售平台转变，让大芬油画村转变成油画交易的总部。”林理想中的大芬是应该像浙江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一样的交易中心：厂在全国，画在大芬。事实上，眼下的林正禄尽管生意做得很大，但他在大芬村的“占地”却很少，只有一个专门做展示和交易用的门面，生产车间放在坪山。目前大芬有不少画商在坪山、布吉等地建立了画框厂、颜料厂等企业。

　　大芬油画所面临的现状是，最初即置身产业链的低端，价格竞争在所难免，而油画的消费和更替周期长，国际市场的需求正在减缓，大芬多年来不断膨胀的产能出现了供大于求。一个有趣的现象开始出现，在某知名大师“原画”基础上修改的作品在大芬开始比纯粹的模仿画卖得贵，大芬艺术家具有收藏价值的原创作品也开始慢慢被提升到大芬村价值链的最高端。吴瑞球的公司除了有大量画工外，还签约了100多名原创画家，公司有专门的人向外商推荐这些原创作品，而被看中的往往能卖好的价钱。 

　　一些思索大芬村出路的人也认为，大芬油画要向追求油画的艺术性发展，才能确保产业化艺术得以在成功道路上继续前行，据说这也是大芬目前的主流观点。在他们看来，大芬的行业市场，为原创画家的作品提供了与市场对接的机会，原创画家的聚集以及艺术含量高的展览和交流活动，也能促进行画质量的提高。去年的5月，在深圳举办的第二届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上，有专家曾建议将大芬建成金字塔型的艺术结构，下方为行画，是大芬的基础，上方是正在培育的原创画家，以确立大芬油画的品位和品牌。

　　也有人提出不同观点，认为大芬村的发展定位是油画产业，重点关注的应该是营业额，出口额，利税、产能、人均收入等经济类指标。中国在海外最大并在美国最具有影响力的商会组织之一的美中商务中心总裁姚定康，曾对大芬油画产业做过系统研究，他在一些文章中说，大芬村仍然应该面向大众市场，发挥它的产业优势，增加行画的品种，提高技艺，而不是面向少数富人，走市场窄小的“纯艺术”之路。他认为不需要非得将“油画产业基地”改造成以“艺术家为主角的殿堂”，一味追求原创作品卖高价，因为“个别画家卖出高价作品，不能作为一个产业基地的标志与业绩，也与该地区经济发展关系不大”。

　　就在去年底，一座投资上亿元的美术馆在大芬村中赫然屹立。据称这是大芬所在的深圳龙岗区政府有意提升油画产业档次的一次举动，龙岗区政府下属的大芬油画村管理办公室主任肖新霞说，从1998年深圳市政府认识到“文化产业”是一个可行的经济模式以来，区政府就清理了原来大芬村的混乱，并多次组织画商到中国各地、欧洲、美国参加各种展览会。近期该机构正筹划在大芬周边的布吉镇建一座商品油画的产业园，并将村中的油画作坊都迁去园内，而大芬村未来也许将会成为一个纯粹的交易和展示平台。
(本报记者兰和对此文亦有贡献)

北京宋庄和深圳大芬 中国南北画家村的价值取向

文 任晓峰

复制艺术品可以批量生产，可以和市场反复地发生关系。因而在大芬，才可以看到同一幅画的“油画生产流水线”，能看到用集装箱成批出口油画的壮观场面。 记者 陈以怀 摄

　　在三年前的文博会上，有一个书画作品拍卖项目，组织者原希望能从深圳油画协会的会员当中组织一批画作参与拍卖，不料大部分专业画家却明确表示了对大芬油画村拍卖活动的不屑，因而拒绝了主办方的合作意愿。

　　当然，当时的大芬村已经因为产量高而被誉为“中国油画第一村了”，也正因为此被那些拥有话语权的学院派们所不齿，因为在多年的学院教育中，一直强调的是美术创作要表现人的心灵，要依靠画家深厚的积累和突发的灵感，美术创作绝对不能迎合市场或者商业的需要，否则是不会有好作品出现的。

　　所以中国南北画家村几乎代表两个极端，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北京宋庄和深圳大芬是两个极端的典型。北京扮演着中国文化事业发展和产业基地建设的领头羊的角色，处于中国文化发展进程中的领军地位，因而，生活在北京的文化人从内心深处均有一种天降大任于斯人的历史责任感。然而1979年，当邓小平在毗邻香港的小渔村周围“画了一个圈”，宣布其为自由市场区时，就注定在这里，“绘画作为生产”的概念会被推到极限。

　　北京宋庄画家的作品走向市场的途径是展览和拍卖，而大芬画家是直接面对市场进行交易。在宋庄，画家拥有的只是大小不同院落作为工作室，而在大芬，除了工作室，更多的是画廊和门店。北京将画家与市场紧密联系的是策展人和拍卖行；而深圳，掌握大量海外市场和客户的经纪人，才是画家村得以存在和发展壮大的生命线。当然，北京宋庄是原创艺术的道路，而大芬是以复制品艺术为立脚点的，在市场规模逐渐扩大的前提下，部分二三流的原创画家出于贴进市场的考虑，也半推半就地在画家村的周边安营扎寨。

　　原创艺术拒绝复制，所以具有唯一性，只能与市场发生一次关系(转让和重复拍卖不在此列)；而复制艺术品可以批量生产，可以和市场反复地发生关系，因而在大芬，才可以看到成百人排成几排，每个人都在画同一幅画的“油画生产流水线”，能看到用集装箱成批出口油画的壮观场面。尽管这些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东西在艺术家眼里已不是什么艺术品，进不了展览馆和拍卖行，但在国际油画市场上，他们却占有着不可忽视的份额。

　　事实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全球经济的融合，对艺术品的需求已不仅仅局限于专业的收藏家、鉴赏家和贵族阶层，普通民众反而成了艺术品最大的需求群体。原创作品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但也需要较高的欣赏水平。对于很少去展览馆也没进过拍卖场所的普通民众来说，复制艺术品的市场化更能引起他们的兴趣，而复制艺术品的价位更适合他们的购买能力。

　　其实，纵观国内外一些自由艺术村落，无论纽约苏荷、东村，还是巴黎的蒙马特高地、巴比松都是资本膨胀后开始出现的一个文化现象，因为大都市里存在着更多的商业机会，有着巨大的市场消费能力。是艺术能否摆脱某种单一的权利限制、比如摆脱教会的阴影，摆脱世俗政权的限制，而获取相对独立的创作空间的一个重要前提。

　　而这种自由艺术村现象出现在中国，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像圆明圆、宋庄以及大芬村，这些画家村大都发端于二十世纪90年代初，成形于90年代中期。中国90年代初开始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人们经历了一场思想的大解放，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为画家创作的作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使画家能用等价的货币去衡量自己艺术创作的市场价值，从而也解决了画家一直担心的生活问题，使画家们可以从容镇定地放下房子、职称、工资晋级甚至车子等这些作为铁饭碗的重要组成部分，踏踏实实地成为画家村的一员。
（作者为深圳龙岗区布吉街道党工委宣传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