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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才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和台湾的学界、学生交流，在我之前到那里去讲学的是美国大牌的中国学研究通，“黎安有”（音） ，他在台湾清华大学中国当代讲座，有一个讲稿，我去的时候正好出版，我有看到，他说给当代中国改革是有韧性的威权主义，我是不赞成这个定义的，为什么不赞成呢？这句话里主语当然是“威权主义”，这是跟东亚四小龙相比，有韧性当然是指中国第一场改革失败，第二场改革再起，这样的一个有弹性的几个行为。我说威权主义本身我就不赞成，东亚四小龙无一例外，全是右翼政权、右翼意识形态主导的，而中国的意识形态虽然发生大幅度的转变，但是核心结构性的内容还在，实际上是一场左翼政权、左翼意识形态组织的原始积累，在本质上跟亚洲四小龙是不一样的。所以对这个主语，我就不赞成，中国不能说是威权主义，再说是有韧性也不行，因为没有区分政权和意识形态，左右两翼之间本质性的差别。 左翼意识形态组织的这场原始积累，它是有变异的，它的变异是什么呢？因为左翼意识形态有一个宏大的愿景放在那里，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总是要实现共产主义的，每一个人到时候都会有面包，每一家的厨房都有一只鸡，每一家的车库里都有一辆车，这是共产主义。但是这个左翼意识形态它可以给原始积累的过程当中，千百万弱势阶层起一种镇痛的作用，因为有一种允诺在这里。时间长了，镇痛作用消失，老百姓突然苏醒过来，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这个变异性就变成了虚伪性。变异变虚伪，就造成了整个社会意识形态、政府公信力的严重丧失。大家开始不相信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那是骗我们的，你每天干的是资本主义，你每天说的是社会主义，这两者之间出现巨大的剪刀差，是当下中国公信力丧失的源泉、根源，不要怪老百姓随地吐痰、不要怪老百姓上车没有秩序，不要怪老百姓这么粗野，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个公信力的丧失，老百姓觉得没有什么可信了。可以你左翼意识形态组织的原始积累有巨大的变异，不像右翼意识形态组织的原始积累，就会把老百姓逼到另一边。 我有一个学生，第一次提示我用这个语言来组织当下中国改革的秘密，他说朱老师，中国好的很啊，全世界的原始积累全是右翼意识形态操持的，只有中国是左翼意识形态组织的，左翼意识形态能够麻痹劳动群众啊，这个西洋镜不能拆穿啊，一拆穿街上就要流血、出事情啊。但是他的观点我不一定赞成，他希望就是这样维持下去，我说这不行，这场戏唱十年、二十，那么到三十年眼见就要穿帮了。 全世界都在谈中国，但是中国关于这一场崛起，有没有自己的话语系统呢？中国人说不清自己，这是怎么一回事情，现在世界上关于中国的变革有各种各样的定义，有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还有说中国是有韧性的威权主义，但是中国从外交部、中宣部一直到人民日报，把中国这一场剧变说清楚了吗？中国失去了说清楚自己的能力。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中国反而说不清楚了，毛的时代，是如此可怕、如此荒腐，中国往外宣传振振有辞要解放全世界，而中国这二十多年的时间赶英超美，赶上英国了，我们的宣传是多么的狼狈呢？为什么，因为这二者之间有巨大的张力，只能任由外国人说，说东说西，只能把耳朵塞起来。 不是有韧性的威权主义，那么是什么呢？我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愿意把这个观点提交给广东的朋友来批评。我认为第二场改革塑造了中国、改变了中国的结构，这个结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列宁市场主义，或者是市场化的列宁主义。市场成了我们出了这个房子，马上就可以触摸到的现实，但是政治体制、政治结构，从列宁主义而来，难以发生变化。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结合，市场和列宁主义的结构相结合，那有朋友说了，列宁当年也设计过新经济政策啊，对，那是短暂的政策设计，那和中国当下市场化的现实不可比拟。所以用新经济政策来解释当下中国，是没有说服力的，是捉襟见肘的。 我觉得既要承认已经变了，还要直面没有变的，你老老实实的承认，这是一个市场列宁主义的过渡，市场列宁主义的结构，这样才使我们能够维护该变的、已变的，对还没有变的，当变则变，应该变的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留下大量的改革议题。我们和东亚四小龙的差别就可以凸现出来了，东亚四小它是右翼威权，特点是什么呢？那个政治体制和市场结构没有根本性的冲突，甚至说右翼威权本身没有破坏过市场结构，是先有市场结构，后有威权。那么中国不是啊，中国在1949年以后，一面倒，曾经采纳过以俄为思的东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曾经在那个时代创造过一个巨大的国有资产，这个国有资产是无主的，没有主人的，法律上无主，但是在理论上有主，就是党，就是列宁主义的党，列宁主义的党是这个国有资产最后的所有者，所以党派一个李荣融组织了一个国资委，李荣融一下子成了全世界最大的老板。 只有市场列宁主义，才能解释中国和东亚右翼威权的差异。 我们跟东欧的差异在哪里呢？我们在49年之后确实是同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但是在1978年之前中国是最早进行改革的，而且改革的方向是往市场经济那一头摸索，正是这一点，说实在话，帮助了邓小平、帮助共产党，避免了1989年诉苏共阵营同时崩溃的厄运。邓89年下半年说过一句话，他说观察89年上街的人，提出过各种各样的口号，但是没有一个人提出过反对改革开放的口号，可见改革开放得人心，还是要改革开放。这一句话是说对了。 中国市场化的取向是有别于东欧的，列宁主义的结构跟东欧是一样的，市场化的取向是跟东欧有差异的。一直到89年为止，我们跟苏东之间现实和历史上的联系，还能解释89年之后，中国和苏东之间有分有合的地方，还能解释当下中国第三场改革为什么会出现三种声音。就我所知道的信息而言，1989年之后，苏东先是实现了民主化，然后实现市场化，对那个庞大的国有资产实行民主体制底下的市场化的改革，中国实际上是派出过代表团到德国去参观、访问，访问什么呢？就是关心德国统一之后，怎么处置东德巨大的国有资产，德国是成立一个信托局，对东德的国有资产实行市场拍卖，竞价拍卖。中国实际上面临同样的问题，除了政治体制我们不学习他们的剧变，但是在经济体制方面，官方派出学习过，他们的信托局怎么处置国有资产，他们拍卖我们也拍卖，化整为零我们也化整为零，表面来说，89年之后，中国和东欧又殊途同归了吗？不是的，因为列宁主义这一块没有变，所以东德信托局是上下两块，下面这一块是社会保障，东德的居民都享受西德居民此前已经积累起的社会保障，保证你工厂拍卖之后不会流离失所。上面这一块是什么呢？给每一个东德公民像西德公民一样的政治权，在政治上你是有和其他人，总经理、老板一样的政治权利，这个政治权利包含你基本的罢工权利。当然他们也遇到过很多的问题。 中国呢？只学当中这一块，上下两块没有了，因为89年之后走了另外一条道路，你的政治体制没有改变，对公民的人权保障，当然就不会到位了。把上下两块抽掉，搞的市场列宁主义，那你来处置当中这一块的国有资产时，才会出现这么多民怨、民愤，才会出现这么广泛的改革剥离感、改革被离弃感，这是第二场改革出现这么多社会弊端的原因。 总而言之，第一场改革、第二场改革之间有断裂，虽然有联系，造成今日之中国，功也罢、过也罢，第一场改革与第二场改革没有太多的联系了，所以我跟皇甫平老先生说，为改革开放辩护我也赞成，但是你要把历史的真相还原出来，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只有这样你的辩护才能够说到实处，才能够说服民众，跟着你一起往前走。如果眉毛胡子一把抓，用第一场改革残留在民间的那个温馨的回忆，来粉饰、来遮蔽第二场改革的弊端，那么可以说改革第三场辩论当中，改革方将会处于越来越被动的地位。现在第三场改革不过出现一个短暂的休止符，到明年2008年，我相信关于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何去何从、何利何弊，肯定会成为一个大热点。官方控制没有用的，你可以摁得住官方媒体，但是摁不住网络啊，改革派要发声啊，改革派在三十年的时候，还能够像此前一样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要向老百姓说实话、说真话，在说实话、真话的前提下，寻找像第一场改革那样的共识，说服老百姓跟你一起走，渡过新的难关，千万不能空洞、模糊的，眉毛胡子一把抓，说改革开放好的很，当年1984年大学生都是自发的打出过“小平您好”这个旗帜，为什么今天不跟我们一起走呢？等等等等。中国已经变了，改革已经发生过断裂了。 我相信中国此后还是会有艰难曲折，甚至大的颠扑，但是我想总得来说，改革开放市场化这一块已经渡过了不可逆的拐点，这是让我感到稍稍放心、稍稍透一口气的地方。至于说另一块怎么改，以不破坏既有的社会稳定、不破坏既有的改革开放成果为前提，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平顺的一个转折，我想这是各级官员应该考虑的问题，从执政的最高当局，一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考虑的问题，走的好、走不好，关系到我们下一代人。 具体的结尾，我只能用温家宝在今年三月份在记者招待会上的一句话结束，中国的前提在哪里呢，温家宝说问解冻的大地和河流啊，大地和河流就在你我之间。谢谢大家。
【主持人：】感谢朱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讲，激荡改革三十年，朱老师现场也给我们激荡了两个小时。朱老师在演讲中给我们回顾了三十年来两次的改革，而我们现在正处于第二次改革的征途中，第二次改革往何处去，第二次改革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朱老师在演讲中已经对第一次改革以及第二次改革做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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