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南都周刊

朱学勤：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

2008-2-23 19:34:16　来源: 南都公众论坛　浏览量: 3704 【发表评论 0条】

岭南大讲坛·南都公众论坛第25站完整版（含现场提问）。主讲嘉宾：朱学勤

　　第一场改革，关于邓小平的很多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都还没有失去他的光彩，但是经济体制改革改到一半，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目标，还没有触动就失败了，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败于后者。
　　第二场改革，它是在89事变的背景下徘徊三年，重新启动的。如果说第一场改革有历史的天幕，天幕上有一行字，这一行字写的是“文革不能再发生了”，那么第二场改革还是有天幕，天幕上还有字，这一行字悄然已改，改为“89这件事情不能再发生了”。
　　我想89这件事情，今天我们不适合在这里从容讨论，我们只能来讨论它在第二场改革起点时候的历史的作用，我讲两件事吧。
　　第一件事，89年的下半年，中国面临西方的制裁，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走不出去，唯一走出去的，当时是朱镕基，因为朱镕基的形象比较好嘛。这个是事实啊，大家记忆犹新啊。当然邓小平也是给李鹏机会了，1992年浦东宣布改革开放，就是浦东改革，那时让李鹏到上海去剪彩，不光是剪给全中国人民看，也是剪给世界舆论看的。那要打破制裁，尤其是政治上的不来往，那怎么办呢？现任的这些政要不能来，邀请那些已经下台的政要嘛，已经下台的政要里就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尼克松。尼克松到中国来，一开始是要表达感谢，因为他在美国是一个声誉扫地的总统，唯有中国人民没有忘记他。而且他按照西方的价值观，说到刚刚结束的那件事，我们看到邓小平勃然大怒，邓在接见外人时很少勃然大怒，几乎没有，但是这次勃然大怒，突然打断尼克松的话，说“不要再说了，89年那件事情，使每一个中国人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哪一个美国人付出了代价，你跑到这里指手划脚”，记住是每一个中国人，当然包含小平自己了，因为小平曾经深情说过，“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第二，我在自己的社会调查当中，我曾经与一个离任的省委书记有过一个交谈，他说91年的华东水灾是从他这个省开始的，按照党的规矩，在那里发生的灾难，一般来说是当地政府扛着，不要给中央政府添麻烦，所以他一开始就是这样做，不向中央发电不求援，后来洪水越来越大倒的房子越来越多死的人越来越多，他实在扛不住了，就向北京求援。后来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滚动播出的片头，重复了半个多月，我们记忆犹新，就是我们看到解放军大批的出动，在长江大堤缺口跳下去，以人体堵住缺口，江泽民当时穿着长的雨靴，在大江大堤上发表演说，每天晚上几乎都是一样，一个省的大水成为全中国的事了。
　　水退了，这位省委书记见到了邓小平，按照规矩，他见到邓小平，他也是以歉疚的口气对邓小平说给中央添了麻烦，但是他说大吃一惊，91年华东水灾救了就是说、救了共产党。后来我也说，你也就只能做到省委书记了，你根本不知道89到91年邓小平在想什么。我认为邓小平是四起四落，第四落是89到91年，他不仅仅是深受89事件的影响，所以他才会对尼克松勃然大怒，而且很重要的挫伤是党内，左派利用这件事情反攻倒算，我们记得89到91年人民日报求是杂志发表的文章，有意无意的在清算改革的罪魁祸首。当时口耳相传，攻击“邓小平11年改革是极右，一朝开枪是极左，没有一天是正确的”。
　　当时左派的杀伤力之强已经说到这一步了，当时江泽民新任总书记，第一个七一讲话是记忆犹新，1989年7月1日在党校说的话，分清两种改革观，一种是社会主义改革观，一种是资本主义改革观，要把反和平演变作为党的教育坚持到底，要把个体户，当时没有民营企业家一说，因为那时还谈不上民营企业家，都是年光九、傻子瓜子、个体户这样的人，要把个体户法的倾家荡产，我记忆犹新，01到02年到广东的“三个代表”的讲话等等，你对比一下，我并不是对个人有什么评价，1989年的7月1日讲话，和2002年的7月1日讲话，对比一下，2002年7月1日的讲话讲的是“三个代表”，要欢迎资本家入党。1989年的7月1日讲话，是要把个体户法的倾家荡产。两个讲话对比一下，你简直就是觉得是判若两人，并不是说他本人怎么样，而是说这个历史阶段里，中国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才出现了同一个总书记、两个七一讲话，而且是判若两人的两个讲话，这样的历史现象。
　　邓一方面广场事件给他造成的冲击，另外一个方面，党内利用广场事件清算他的改革，他本人肯定是思前想后，89年下半年他把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也交给了江泽民，三年闭门不出，在自己院子里想的事情，总结的历史，不亚于文革时他在南昌著名的邓小平小道上来回散步想到的事情。
　　92年他复出，重新推动改革，他已经是垂暮之年了，接近90岁了。他肯定要总结的是第一场改革的失败、教训在哪里，第二场改革从哪里起步，正是第二场改革改变了三年徘徊，使中国又一次踏上改革的道路。但是在邓小平来说，最后推一把中国，时间之窗留给他只有两年，他聪明也好，幸运也好，他抓住了这两年。这两年相比前面的十一年，从某种意义来说，那是邓小平有生以来所遇到的最好的两年，为什么这么说呢？前面几起几落我们不说了，就说第一场改革了，第一场改革虽然是他掌舵，但是他受多方面的力量牵制、拉扯，左的这一面是反对他的经济体制的改革，所谓右的一面，是要求他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还要有政治体制改革。
　　十一年里，两种声音来回拉扯，两三年就有一个小事件，两三年就会有一个小风波，以至于八十年代大家都说是单年自由化、双年反自由化。阶段性的拉锯，没有一年是平息过，所以邓在第一场改革中虽然掌舵，用老百姓的话来说他也不爽啊。到了92年重新起步的时候，我们看到右的声音没有了，一巴掌打下去了，鸦雀无声。左的声音呢，由于自然规律的作用，突然凋零了，非常幸运，92年5月李先念去世，然后陈云这些年逐渐的退居，过起正常的退休老人的生活，几大元老在这几年就啪啦啪啦的去世。
　　当然跟邓本人在政治上的强硬也是有关系的，邓曾经托人带话给陈云，“党内只能有一个婆婆”，这个话说的很硬了，前面十一年我们两人是双峰政治，你让我我让你，最后让出两个总书记，最后他总结教训，党内只能有一个婆婆、只能有一种声音。他为了防止今后出现大的波折，吸取毛泽东晚年安排后世的教训，因为毛泽东晚年就是不担心打倒蒋介石这件事情遭到党内和老百姓的反对，他担心的是文革，他总结一生做了两件大事，前一件事情是反对的人不多、拥护的人很少，后一件事正好相反。而邓也要考虑我去世之后两件大事，一个是改革开放，还有一个是六四，也就是89风波。他为了防止后一件事情出现大的波折，也做了很多部署。
　　92、93年他拿下了杨家将，93、94年托人带声音给陈云党内只能有一个婆婆，然后托人带话给万里，因为赵紫阳被废黜之后，还有一个人他是在局内，当年是享有跟赵紫阳同样的口碑的，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托人带话给万里以后不要逞英雄，万里是念旧恩，他是唯一一个改革开放年月做一任委员长就下来的，到现在也没有发出多少声音，他是做了这些部署之后离去的，他保证毛之后的毛就是邓小平，他是有清算文革的，邓小平之后的邓小平是谁呢，没有人啊，家里人也问过他有什么遗嘱，他说没有什么。他两件大事都安排好了，改革开放推上去了，后面那件事也做了相应的部署，不会有大的波折了。
　　时间之窗给邓小平打开只有两年，他抓住了这个两年，邓小平南巡之路是邓晚年的“天鹅之舞”，从某种意义来说，真正的邓小平时代，好坏我们且不论，让邓小平感觉比较爽，接近百分之百不折不扣执行他的改革意图的时代，其实还不是第一场改革，是第二场改革，是他行将去世之前的两年，和去世之后出现的。所以邓小平的改革年代，是在他垂暮之年，甚至是没有邓小平的年月才真正降临的。
　　第二场改革和第一场改革重要的差别，就在于历史的背景剧变。前一场改革的背景是文革不能再发生了，第二场改革的发生背景是89事件不能再发生了。这样的第二场改革就有很多第一场改革不具备的特点，第一个特点，那就是经济体制改革大踏步的前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幅度、广度、深度远远超过第一场改革，让世人意外的是，把市场经济写进党的最高文件，居然是在89事件不久之后召开的第一次党代会，就是92年的十四大上，居然把市场经济写了进去，这当然是邓南巡推动的结果。你想前面十一年，呼之欲出、呼之不出，经过89年这个悲剧性事件，大家很多人都认为中国没有希望了，突然市场经济就喷薄而出，写进了党的最高文件。
　　此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一直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到了2006年中国超过了英国，国民经济总规模达到了世界第四，明年就有可能超过德国，成为第三。经济体制的改革突飞猛进，非第一场改革可以比拟的，正是这个东西迅速改变了中国人既贫既弱的情况，农民开始大量的进城。李鸿章临死的时候，以他的历史眼光洞见到此后的中国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自己没有亲身经历，以后中国老是在变，变了一半就被打回去，李鸿章去世一百多年之后的中国，中国才开始大变剧变，实现三千年之未有大变局的，就是我们亲身体验的当下中国。
　　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拔地而起，所谓赶英超美，那是毛泽东时代提出的蓝图，用他的错误方针、错误的方法赶英超美，一个跟头跌了的三年大饥荒，而真正实现赶英超美，倒是邓小平去世之后的05、06年，虽然这个事没有广泛的宣传，但是我自己从小记得毛的口号，看着这个口号怎么几经波折，最后实现赶上英国，我是极其惊讶的，中国就这么赶上了英国，不声不响的，赶上英国的意义，你要想想，当初是1840年英国在广州这个地方敲开中国的大门，而中国赶上英国，是我们在05、06年发生的事情。我觉得中国的媒体忽略了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另外在中国的大版图上，出现了一个沿海大外滩，外滩我们都知道，小的外滩就是上海黄埔江边的某一段，我说大外滩，那就是从渤海湾经过长三角，再到珠三角，这一个大的外滩。这个大外滩出现的城市群落，它的外观，很多是欧美访问者认为，你们已经跟世界发达地区接轨了，你们不要再享受所谓不发达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了。
　　大外滩浓缩到小外滩，我一直说这么一个笑话，只要有外国朋友，尤其是台湾朋友来，我总是带着他们开车，猛一拐弯看到外滩璀璨的灯火，那边是92年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新的群楼，像是曼哈顿一样，台湾的学生老是经过这里，一拐弯老是会哇一声，于是我就把这个地方命名为“哇”。这个哇是把世界浓缩在这里，老外滩实际上是老欧洲的一个缩影，陆家嘴金融区的灯火实际上曼哈顿风格的缩影。一个微型的大西洋就是黄埔江，黄埔江两岸分辨是老欧洲和新美国，整个世界就浓缩在这么一平方公里之内。
　　第二场改革功不可没，基本事实的判断我是不同意郎咸平的话，当下是中国五千年来最黑暗的时期，我说这是他瞎扯，最黑暗的中国我们没有经历过，中国五千年，但是较黑暗的时期我经历过，一个是文革，还有59到61年农民活活饿死的时期，当下中国肯定有问题，但肯定不是你说的那个时期。但是有没有问题呢？肯定有问题，也就是我对皇甫平提出的，改革开放到了第三场辩论的时期，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民众有不满之声。
　　第二场改革有很多秘密，第一个秘密，你想第一场改革它的动力来至于大家要走出文革的深渊，参与改革的人是千百万的民众。当然一马当先，是党内的改革派、官员，还有就是持开放取向的知识分子，有改革风暴，那时改革的愿景，是每一个中国老百姓都相信的。但是第二场改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它的动力来自于政府和资本的结合，我们看一看政府行为，第一场改革的时候政府各级官员是游移的，是有顾虑的。第二场改革时，政府各级官员下海的积极性，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全民下海，实际上是全官下海，并不是改变身份弃政投商，当然有很大一部分人这样做了，而是政府部门职能的转换。我走了很多地方，发现省、地、县很多各级官员最关心的就是招商引资了，这成了共产党各级政府最关心的事情，以至于一个经济学家，我的好朋友复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跟我说中国第二场改革的动力来自于哪里呢，就来自于各省市都成了大型的投资公司，省委书记是董事长，省长成了总经理。省和省之间就是两个大型投资公司的竞争啊，动力来自于这个。
　　第二场改革，政府官员下海的积极性是第一场改革游移、观望时难以想象的。再有一点，千百万资本的回归，1989年资本大规模的撤离，当时邓说过一句狠话，这个狠话，“资本家资本家，我就不相信资本回来以后，资本家的政府不回来”，大规模的降低海外资本投资的门槛，几乎是零门槛。所以经过短暂的撤离之后，海外资本一个回扑，远远超过第一场改革。中国成了资本家投资的天堂，这里没有象样的工会、没有劳方的谈判地位，全世界能找到这么好的投资场所？找不到的。我在欧洲访问的时候，欧洲人告诉我，为什么欧洲的高税收、高福利搞不下去了，要改革呢？原因之一，就来自于你们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崛起给欧洲的剩余资本找到了新的投资场所，这个投资场所遭遇不到工会的纠缠，所以你们要继续罢工提高工资可以，欧洲的资本家一句话，你要罢工我工厂就关掉，第一步我迁到东欧去，第二步我迁到中国去，到这个话提出来，欧洲的工人阶级全部乱阵脚了，降低自己谈判的门槛，要留住工厂、留住资本。
　　第二场改革时，中国成为了全世界剩余资本投资的天堂。开始几年，总共是1.3万亿美金卷土重来，这个美金走到那儿那儿亮。历史当然是证明邓小平这一把是压的对了，资本家回来了，资本家政府也回来了，现在任何一个欧洲的政府，包括最近一次法国的萨科齐来访问，不谈人权的问题，带来大量的订单。从这个意义来说，邓小平看透了西方政府的实质，成功了打破了西方的经济封锁，谁都没有想到，1989年枪声之后，经过三年沉闷和徘徊，一个资本的回归浪潮回来，全世界的剩余资本回到中国来拥抱全世界的最后一个最大的敌人——中国共产党，这是世界历史上的奇迹。
　　没有一本历史教科书上告诉过我们，资本和共产党会发生这样的关系！
　　无论是左翼的红色历史学家，还是右翼的白色历史学家，都没有预见过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成为奇观，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一个是权，一个是钱，它是自有资本主义运动以来，包括英国工业革命在内，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市场经济的原动力，这两个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力量结合起来，在中国搞市场经济，这在其他国家是没有过的，资本主义所经之国没有一个国家遭遇过两部发动机并成一个发动机，成为一个大马力的发动机，没有这样的事情啊。但是权、钱结合，在中国形成的这一场市场经济的风暴，它造成的社会弊端，大家都可以看得见，它使中国付出的社会代价，大家都可以看得见。
　　更重要的是，当资本如入无人之境，大踏步回归中国时，中国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或者政治体制改革的进度远远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第二场改革与第二场改革，特点之二，第一场改革是有双向目标在那里的，今天来说是有一个愿景，第二场改革时只有一项目标，经济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或者政治体制改革进度极其缓慢，权力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第二场改革是权力盛大的节日，那当然会造成一是官员大面积的制度性的腐败，第二是千百万的民众相对意义，不是绝对意义，相对意义上有一种被剥夺感，被改革开放抛弃的那种离弃感。
　　如果计算数字的话，至少沿海地区每一个中国家庭，绝对收入在上升，但是你问他的主观感受的话，所谓幸福指数的话，倒反而不如第一场改革时了。这二者之间的剪刀差就是这样出现的。第二场改革只有经济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对这个党、对这个体制形成的影响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