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出通知，要求人民法院依法严惩危害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各种犯罪活动，坚决维护灾区社会稳定；坚持特殊时期、特殊案件、特殊办理的方针，对严重危害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进行的犯罪行为，要在法定期限内快审、快判，震慑潜在的犯罪分子，预防其他犯罪的发生。通知列举了7类应依法从重处罚的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期间发生的犯罪行为，其中包括盗抢财产、囤积居奇、谣言惑众、贪污挪用救灾款物等可能高发的犯罪活动。

　　汶川地震发生半月有余，抗震救灾至今未敢说松懈。由于灾情甚巨，满目疮痍，迄今仍有数万人失踪，灾后重建的繁杂艰巨远超常人想象。到现在仍孜孜于救人已不现实，而保障灾民生活，防疫病害，救治伤员，清理废墟，防止次生灾害，成为当务之急。而随着灾情的逐渐稳定，抢险救急式的临危处理又将转入深入持续的秩序重建，物质形态的救灾应急之外，灾区公共品稀缺中断状况开始日益突出，其中就包括灾后亟须的司法救济在内。

　　最高法近日下达的通知，强调灾区司法救济的特殊方式，正是为灾区重建的全面启动作出了优先安排。司法乃现代社会的基础，地震巨灾不仅令物质形态的建筑出现瓦解崩坍，也令社会组织结构出现裂痕。因此，在物质赈济持续之时，也应尽快恢复重建灾区受损的社会组织，尤其应让灾区治安、秩序、规则、司法等软性公共物品的供应在第一时间得到恢复。

　　目前来看，灾区物质赈济已初现成效，基本保障可以维持，这是举全国之力才取得的成果。而包括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司法救济等在内的公共物品供应体系要紧随其后得到修复，同样任务艰巨刻不容缓。汶川地震的强烈冲击，使震区基层管治体系受到了伤筋动骨的摧残，包括公安、法院、检察院等诸多机构无一幸免。仅北川县法院，43人仅幸存16人。整个四川省有成千上万的基层一线单位在地震中损毁。可以说此次的灾后重建，不仅是民间社会要重建，整个灾区政府基层体系也要自救重建。这使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在不短的时间内将处于持续的稀缺状态之中。

　　最高法通知罗列的7类犯罪，不仅有盗抢财物、拐卖孤儿、哄抬物价、制假售假、造谣传谣等行为，也包括可能发生的贪污挪用救灾款物、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公职犯罪。通知意指，确实是切中当下民众的集中关切。自灾难发生以来，虽有国民爱心涌动，各界患难同心，但现实不唯有情感的浪漫主义，各种混水摸鱼发国难财的人过去不曾消失，如今也依然存在。大难当头，趁虚行恶，如果司法救济迟滞缺失，民众将不只遭受地震伤害之祸，还会转受不义之人相欺。及时打击灾难时期的恶性犯罪，就是修复特殊时期的规则秩序和正义信心。

　　已有论者指出，地震突袭造成灾区财产损失、人员伤亡，物权、债权因灾害突袭而陷于混乱，利益面临重新调整。地震中买卖房屋，由谁承担风险责任？房子灭失，是否还要交纳月供？大量遗失物、无主物如何处置？这些涉及民事、行政等诸多方面的法律问题，不如盗抢财物等刑事犯罪恶行立现，却比之要更加繁杂具象。国家要适时调整法律、法规、政策，还须尽快提供周全细致的司法服务。不同于帐篷干粮等物质救济，这些公共物品的提供更显无形而急迫。

　　法律秩序的及时恢复，是灾后社会走向稳步重建的基础。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司法救济等公共物品供给体系，全赖政府以最快的速度恢复。最高法通知强调司法救济，启动灾区政府体系重建的重要一端，后效仍需以临危不乱的执行来保证。灾后重建深入推开，诸多事务分化出现，司法的救济、秩序的重建丝毫不亚于输送救灾物资的急迫，灾后社会的规则基础和法律信心也将因此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