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杂思之刘洪波专栏　　
　　
　　贪官忏悔，是一个百演不衰的把戏。最近，安徽厅官张绍仓在法院受审时又上演了一回，但这一次演砸了，他含泪念出最后陈述，多次悔过，恳求法庭给予改过机会，但被记者发现有抄袭嫌疑。比对发现，张绍仓的最后陈述与《检察日报》曾经刊出的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同安镇党委书记朱福思的悔过书多处雷同。

　　演砸了的悔过，让张绍仓在贪污受贿丑行败露之外，多出了一道丑。但我想，我们希望看到的到底是什么呢？是希望看到一个“真正的悔过”，还是根本就不希望有一场又一场悔过的表演？

　　我难以判断，张绍仓的悔过到底是不是真诚。一份抄袭的悔过，似乎是没有悔过诚意的表现，但也未必。也许，张绍仓并没有悔过，只是要给人以悔过的印象。也许，张绍仓并非没有悔过的意愿，而只是没有表达悔过的能力，他无法用自己的语言来组织一篇悔过文章，他可能认为朱福忠的悔过书已经足够表达他的意思。

　　对于张绍仓来说，一般情况下，这个厅官几乎不再有需要动笔的时候，他的讲话会有人拟定，他的总结会有秘书代写，当他不得不自己动笔写一篇悔过文章时，哪怕是出于真心，难道不会面临表达的困难吗？

　　我想更深一层地考虑表达的问题。当代社会生活中的汉语，是一种高度缺乏个性的语言。我们的语言能力已经被训练到一致的萎缩状态，它不足以表达自我的细微感受，不足以表达个人千差万别的心情，它已经被组合成各种成龙配套的话语公式，以应对不同的场景，当每个人开始说话的时候，我们既不可能听到不同的表达，也不会准备听到不同的表达，因为不同的表达对于惯于接受公式的人们往往也是不可接受的。

　　我们希望看到一个怎样的悔过呢？不同的字句，就足以显示悔过的真实了吗？事实上，在当代汉语书写中，任何一纸悔过书，写的都是一样的话：放松世界观改造、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理想信念动摇、缺乏自律、对不起党的培养、对不起人民的养育……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这些同样的意思，难道用不同的文字来说，就变成了真诚的话语吗？

　　我想，在这样的思维规训之下，人们甚至分不清真诚与不真诚。真诚者说的是这些话，因为他已经不知道除此之外还会有什么话，语言的限度就是思想的限度，我们的思想除了上面那些打包的概念与固定的搭配，不再有别的。虚伪者说的也是这些话，因为虚伪者也接受着同样的打包概念和固定搭配，同样没有别的思想层面可供展开，只是他根本不相信这些概念和搭配罢了。

　　然而，我们仍然在进行表演悔过和观看悔过的把戏，我们也在进行承诺、决心、正当性等等的表演与观看，我们乐此不疲，我们搞得像真的。因此，“坏人”悔过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总是需要“认罪服法”，我们总是喜欢听到“坏人”表示“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这合乎我们的期待，合乎我们的规则。为什么我们总是看到悔过，那是因为我们希望如此。

　　我并不是说，一个“坏人”表示“认罪服法”或者“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有什么不好，不是这样的，那很好，问题是我们乐此不疲地希望每一个“坏人”都做到这一点。犯错—处理—悔过，犯罪—审判—悔过，这已经是我们头脑里处理一个“坏人”的固定路线，也几乎是实际处理过程中的固定路线。

　　到底张绍仓是怎么想的，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吗？弄清楚这一点很重要吗？我想，这些并不是问题。张绍仓犯了罪，接受法律的审判。他是否悔过，不影响法律作出判决，因为法律的判决并非来源于是否悔过，而是根据他的行为。是否表示悔过，在行为之外。不管张绍仓是真的悔过还是装作悔过，他已经配合了我们的期待，配合了我们的规则，也就是说，我们的期待和规则像对任何一个“坏人”发生了作用一样，也对他发生了作用。而我想问的是，我们为什么爱听悔过，我们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期待和规则？当这样的规则制定以后，我们却对人们可能只是被迫接受规则没有准备，这又是何其可笑。

　　(作者系《长江日报》评论员)　

电子报编辑：夏之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