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春松：检索中国近十年思想界，新儒家的热以及关于儒学的争论是一个显眼的标志。这些热和争议参与者甚众，不但有主要的儒学研究的重量级的人物，也包括普通的读者，而网络的盛行则使得这些争论有着前所未有的普遍性。

　

　　我注意到，近几年与儒学有关的所有争论都能看见你的影子，有人说你是“四面树敌，八面威风”，证据是百度的搜索，关于你的信息据说已经超过了那个与你同名的歌星。

　　陈明：的确，近年来儒学的问题较多地受到媒体的关注，这可能跟整体的传统文化热有关系。

　　我从博士论文写作开始转向儒家立场，1994年创办《原道》，今天它被一些人称为文化保守主义的阵地；后来互联网兴起，在几个社科院同事的支持下又办了“原道”网站，再后来又建立“儒学联合论坛”。这样，儒家立场的声音基本可以保证“不绝如缕”吧。

　　2005年我在社科院宗教所工作的时候，在有关方面支持下，把“儒教文化研究中心”整了起来。前面这些活动都有自己的倾向性。同时，对于思想界一些观点也经常撰文批驳，像朱学勤、李零等等。近些年围绕施琅问题也加入了论战，有人说是“四面树敌，八面威风”——这谈不上，实际很多情况下我都只是“路见不平一声吼”而已。跟自己心里的关注相比，这些都只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之所以也搅得风生水起，一是因为儒学今天可能真的已经成为一个话题，再一个也是今天的媒体实在太过发达了。

　　干春松：《原道》创办的时候，我已经在哲学所工作，当时我在编《哲学动态》，对于你办的这种“杂志”还是很感新奇的。

　　在经历了研究生毕业之后最初几年的茫然之后，大约也是在1995年前后，我决心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到儒学上。但我这人，哲学思辨能力不算强，加上当时受西方一些讨论对耶稣形象变化的著作的影响，我就试图梳理孔子形象的变迁。但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却逐渐把注意力转变为儒学与中国传统政治的关系的层面上。所以，承接余英时、金耀基等人对于“建制化儒学”和“制度化儒家”等概念，认为儒学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逐步通过“制度的儒家化”和“儒家的制度化”的双向互动，确立起儒家知识和政治权力(科举和社会升迁)和真理体系(经学)之间的结合。

　　近年来，我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康有为和近现代儒学的变迁中，主要是从学术层面来讨论儒学与现代中国的政治和学术发展的意义，其核心的角度可以用我2006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制度儒学》这样一个书名来概括。

　　总体来讲，我的工作还是偏学术的，记得你还说过我对儒学的处境有些幸灾乐祸。

　　陈明：呵呵，我说过这个话。你把自己这几年的文章和前几年的文章比较一下，朝保守方向的移动非常明显。我是真的希望你成为“制度儒学”一家！

 

　　干春松：我们来谈谈这十年来新儒家何以崛起的问题吧。

　　陈明：要我看，“新儒家”似乎改为“大陆新儒家”，“崛起”也换为“影响力加强”才比较准确合适。港台新儒学的著述和研究在上世纪90年代初已经开始大量推出，影响主要在特定学科的专业范围内。当然，这种影响是方法和方向性的，具有向思想界和社会渗透扩展的意义。就我感觉，大陆认同儒学的人们在其心路历程上多多少少都受到熊十力、钱穆、牟宗三、徐复观等新儒家大师的启发和接引。虽然同属民族生命需要的表达和文化传统生机的展现，社会上这十年的儒家声音却不能视为港台新儒家的简单回响，而是大陆社会在现代性和全球化语境下的反应，具有新的理论逻辑和时代义涵。

　　干春松：就我个人的了解而言，当下儒学复兴的理论源头来自于20世纪80年代对于儒学和现代化之间关系的讨论。80年代文化热的主流倾向是认为儒学是中国现代化的障碍。但是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崛起，在国际的理论界生发出“儒家资本主义”的论题。当时杜维明先生还受邀到新加坡去总结“新加坡经验”。虽然，关于儒学如何促进东亚经济奇迹的问题是一个难有定论的问题，但是似乎韦伯关于儒家文化中缺乏资本主义的动力的结论却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质疑。

　　就理论本身而言，1985年杜维明先生在北京大学开设“儒家概论”的课，他所提出的儒学第三期发展的说法被很多人所重视。张岱年、庞朴和李泽厚等人关于孔子的带有同情色彩的分析，改变了1949年之后，特别“批林批孔”之后习惯性的对孔子和儒学的大批判式的讨论。而方克立先生所主持的“现代新儒家”研究项目，以一种成规模的方式介绍港台地区新儒家的一些代表性人物的思想和观念。这样牟宗三、唐君毅等人的名字和他们的一些著作逐渐为我们所熟悉。大概1960年代出生的一代学生，对于儒学的同情和敬意的产生，主要得之于“港台新儒家”的“反哺”。

　　但是上世纪90年代之后，儒学的发展似乎展现出新的特点，特别是在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话”中越发显现出自己的立场。
陈明：大陆新儒家的确是在对上世纪90年代后问题的应对中发生发展起来的，主要是现代性和全球化语境的凸显。我把这些问题概括为政治重建、文化认同和身心安顿三大块。三者矛盾纠结，很难设想有一揽子解决的方案。

　　自由主义、新左派以及其他一些思想流派在谈论这些话题的时候似乎都自信满满，实际却都存在自己“水桶”的长板和短板，非常明显。例如文化认同问题，几乎是它们共同的理论盲区——自由派是普遍主义者，新左派是世界主义者。虽然儒学不只是在这一点上有自己历史和现实的优势，但这一问题在后冷战与WTO时代的紧迫性以及相对地远离政治——自由派讲的自由，新左派讲的民主某种程度上都是只能说不能练的——使得它具有相对充裕的公共言说空间，也相对容易在各个阶层之间达成某种共识或默契，形成热点。此外，对于人格修养、社会和谐、民族复兴这样一些现实需要的知识、智慧和理念，儒学中也有比较丰富的资源。所以，一旦与生活、与传媒结合，加上一些人插科打诨，就自然表现出某种势头，给人“崛起”的印象。

　　当代社会是多元的，问题也是多元的，思想文化自然也应该是多元的。从“五四”到“文革”到改革开放，我们的潜意识里都是西方中心的单线进化论者，都是以西方某种模式筹划自己的发展，儒家的声音自然边缘而弱小。现在，那些关于传统阻碍经济发展、文化趋于同化的偏见已经消除，主流意识形态也在转型调整，儒学自然也就能够在社会生活中获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得到客观的评价。我认为儒学无所谓崛起，也不必追求什么崛起——自说自话、多元并立才是常态。对儒学来说，即使回到它的“常态”都还不知道有多少内部和外部的问题需要去面对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