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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时不在的泄密危机
时至今日，徐钟渭依然为那次的“循规蹈矩”后悔。尽管这并不是泄密，即便是泄密，责任也不在于他，却无疑使他在往后的日子里不得不更加谨慎。
徐钟渭说，在标准的艾滋告知程序中，有一条是断然不能缺失的。那就是必须告知当事人：他所告知的所有隐私，均会被严格保密。
然而，因为无知而导致的泄密危机，依然无时不在。
今年5月份，徐钟渭的QQ上加进了一位女记者，说是一位警察“职业暴露”（指实验室、医护、预防保健人员以及有关的监管工作人员，在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及相关工作的过程中意外被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病人的血液、体液污染了破损的皮肤或非胃肠道粘膜，或被含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液、体液污染了的针头及其它锐器刺破皮肤，而具有被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可能性的情况），已经服了阻断药，很是担心。
话还未说完，这位记者就给徐钟渭发了一个新闻链接，正是这位记者对这位武警被艾滋针扎伤的报道，还配发了他清晰的正面照片。
徐钟渭说，他也曾遇到过类似的事情，一位记者在稿件中指向过于明确，导致徐钟渭的一位感染者被小姐妹怀疑。
“当时那位感染者一再声称，要杀了那位记者。”他说。
徐钟渭有不少媒体的朋友，但从那以后，他对媒体有了天然的敏感，有时甚至会严词怒斥。
半夜被人叫起处理紧急情况已是常事。有一次，他接到萧山郊区一家派出所所长的电话，说在抓捕艾滋嫌犯时“职业暴露”了。
半小时后，徐钟渭到达现场，他没有理会周遭神情紧张的警察，径直跑到那位被拷在椅子上的嫌犯面前，用手挡开两家电视台的摄像机。
“我在这里先说清楚，这个病人的信息要是明天出现在媒体上，我会代表他去告你们！”
“还有你们！”
徐钟渭的手指从一帮记者身上滑过，然后指向周遭的警察。
“我对于媒体是这样看的：他的角度是新闻和如何吸引读者，虽然他也追求真实。而我们专业的角度是保护隐私：感染者可以不提供任何他不愿提供的隐私甚至别人的隐私——现在司法都可以零口供！”徐钟渭高声说道。
但是，就像他也难免触及艾滋病患者或感染者的痛处一样，泄密的危机也并不仅仅存在于媒体。
曾经有个地方出台一项政策，试图把针对艾滋病感染者的“四免一关怀”政策交给社区落实。徐钟渭说：“且不说把‘四免一关怀’交给居委会去负责很难真正落实，要是各个居委会都知道本地的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不暴露才怪呢！”
在他眼里，就为感染者保密的重要性而言，低流行区远远高于高流行区。“在大家都已经公认的艾滋村，保密反而不显得如此重要，往往在低流行区，感染者越容易受到歧视和不公。”他由此感叹，制定这个政策的人肯定不知道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对艾滋病的歧视、排斥和恐惧是多么严重。
为了保密，徐钟渭总觉得自己一直行走在法律的边缘。“感染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吸毒的，我该不该举报？”
他承认，尽管这些年他一直信守保密原则，但在心里，他时不时会反问一下自己。职业原则、良知、责任心……种种因素纠结在一起，往往会令他矛盾不已，难以释怀。
寻找，还是寻找
在对郑冲进行告知后的两天，徐钟渭在日记本上写下了对艾滋病暴发的担忧：
作为一名多年从事疾病控制的医务工作者，我明白郑冲的出现，对于我区艾滋病疫情来说，只是冰山露出的一角。艾滋病已近在咫尺，如何预防、控制艾滋病的传播和流行，必将成为整个社会共同面对的艰巨使命。
如他意料中的那样，萧山的艾滋病案例逐年增加，当然，与河南等艾滋重灾省不同的是，萧山的感染者，以吸毒者、同性恋者和性工作者居多。
在浙江省疾病控制系统，接受艾滋告知培训的人员也逐年增加。2007年，一般疾病控制中心艾滋病所里的医生都有了《艾滋病检测阳性告知》证书。
而寻找艾滋感感染者的难度，越来越大。
出于可以想象的原因，前来做艾滋病检测的人很少会留下真实的身份信息。于是，“乔装私访”，成了徐钟渭和他的同事们常干的事情。更多时候，他们不得不出没于一些高危人群聚居的场合。
今年2月，为了寻找一位感染者，徐钟渭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到一处“休闲场所”集中的区域。在幽暗的路灯下，徐钟渭隐约看到见到路边一间休闲屋里，一个女郎频频向他招手。他顺势把电瓶车一停，问了一句：××号在哪里？
在与女郎的眼光接触的一刹那，徐钟渭心头一震：“她，就是我要找的人！”
然而，即使确定了艾滋病感染者，他们也可能半途失踪。曾经有一位感染者，就悄无声息地失踪了近半年，最后被疾控中心的一位同事从百里外的一个小镇找了回来。
“有时候找上几个月、半年，都不一定有结果。”徐钟渭感叹。
他回忆，当时，那位被找回来的感染者坐在他面前，一脸愧疚，不断说：“徐医生，我让您失望了。”在被告知病情后，这位感染者的女友离他而去，而他打工的收入只有3元一小时。
徐钟渭喋喋不休地教导了个把小时，希望他不会成为失访者。无论是留下或离开，一定要和他们保持联系。
那位感染者连连答应，但徐钟渭还是心存怀疑，因为半年前他也同样是满口答应了下来。“但愿这次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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